体制内的年轻人

　　体制内的年轻人

　　当下体制内的年轻人，将是新一批政府使命承载者的候选人。你可以说，他们的选择是求稳；但你不能说，他们进入体制内后，便是安于现状，得过且过，不再有理想和追求。那种向上的精神和对梦想的希冀，在他们身上不断闪现。

　　国家的命运就寄托在年轻人身上，一代又一代。每一代的年轻人都会有他们的使命，且会用他们的方式来完成。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一个寝室的围城之惑

　　◎文/本刊记者 衡洁

　　6月中旬开始，长江下游地区进入了梅雨季节。在安徽某地级市党委部门工作的陈颖，常常在闲暇时来到长江支流的水阳江边散步。看着进入汛期后日益澎湃起来的江水，她常想起4年前快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时，和室友们到外滩黄浦江边看江水的情景。那时的她们，站在同一个起点，抱着对未来的憧憬，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路；4年后，经历各不相同的她们，兜兜转转，居然又不约而同地选择回到了同一个圈子里——体制内：陈颖成了公务员，室友刘景春进了事业单位，另一名室友王敏则跨入了国企的大门。

　　三种就业选择

　　时间：2007～2008年

　　到哪里去实现理想？

　　陈颖：很迷茫，只好考公务员。

　　刘景春：进事业单位！

　　王敏：出国看看吧……

　　在陈颖的记忆中，2007年的夏天特别热，校园里的知了不停地叫，吵得人心烦意乱。1986年出生的她是寝室里最小的，在经历了一番找工作的大战后，几个室友都落实了较为理想的工作，可她仍然没有落子。

　　“刚毕业没有落实工作的压力是很大的。当时我在媒体、公司、学校等都投了简历，但机缘不巧，总没有走到底的。”2011年7月2日，陈颖为本刊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形。

　　2007年7月，室友们陆续离校，陈颖也回到了家乡河南。“其实当时深圳一些民企都发来了录用通知书，待遇还是不错，但我一是觉得离家太远，二是思想中有种根深蒂固的东西，觉得私企不稳定，缺乏安全感。”陈颖回忆说。

　　在一边迷茫一边自省的过程中，陈颖渐渐明确了方向：既然那么渴求安全感，那就进体制内吧！从2007年末起，她开始专心复习迎考公务员。“我爸妈也特别支持我考公务员，觉得女孩子进去了稳定。”陈颖说，“刚好安徽省招考，我就报了名。”

　　这次，这个当年河南省某地区的高考小状元发挥出了实力，轻松“中举”。此时的时针已拨到了2008年夏天。正当陈颖抱着对未知前途的忐忑踏上去安徽的火车时，她的大学室友刘景春已经习惯了体制内的温暖。

　　“我大学毕业后曾到一家公关公司干过一段时间，每天都很晚回家，中午也不休息，很累很累。”刘景春告诉本刊记者，“正是那段经历让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进体制内。上海有个离家近的事业单位招考，我去参加，很顺利就进来了。”

　　这边，进入体制内的刘景春很快发现了体制内的好处：充足的午休，有事可以早退，稳定的工资奖金，公家管饭，免费旅游，等等；那边，一心想出去看看的王敏则买了张去英国的机票，读金融学的研究生去了。

　　变数与争取

　　时间：2009～2010年

　　为什么不高兴？

　　陈颖：也许是叶公好龙，进入到体制内后，我开始失望。这里很安稳，但我不快活。

　　刘景春：单位改革了，什么都变了。我又成了体制外的人。

　　王敏：外企？国企？It’s a question。

　　2008年8月，陈颖正式到岗，成为了当地党委某部门的科员，开始了朝九晚五的生活。“一直追求的安全感在这里是找到了。”陈颖说，“当然也要看你是什么心态在这里面，如果想要晋升，那也会很费心思；如果只是想顺其自然，按部就班，那完全可以对自己放松一点，不用顶那么大压力去奔命。”

　　工作了大半年后，陈颖有了新的想法。“在单位只是做一些办公室的事情，对业务知识水平的要求比较低。”学新闻出身的陈颖开始常觉得闷，在办公室发呆的时候产生了换一个业务岗位的想法。最终她找到领导，并达成了心愿——去单位的一个内部报纸做编辑。

　　在新岗位工作了几个月的陈颖发现，报纸工作倒是和业务知识挂了点钩，但离发挥所长、实现价值还有很大距离。

　　“单位的报纸编辑只是一个辑合各地上报信息的过程。”陈颖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唯一的追求就是不要有政治问题。”她打算创新版式的想法还遭到了领导的冷水——“重要的是领导名字、排序这些别出错，其它你就别乱整了”。

　　“这很打击我的热情。”陈颖有些无奈地说，“在公务员这个圈子混，很难有特别明显的出业绩的地方，这点不像在企业或是在媒体。这里对于业务上的成就，要求少，机会也少。”

　　2009年底的一天，陈颖接到了刘景春的电话：“我们单位改革了，我又成了体制外的人了！”原来，在全国事业单位改革的大背景下，刘景春所在的单位被作为改革的试点，打破了体制。

　　在体制外纠结了半年，2010年，王敏回国工作的消息更加刺激了刘景春。“王敏毕业回国后，什么外企高薪聘她都不去，坚持进了深圳的一家国企，有编制。”刘景春在提到“编制”两个字时，格外强调。

　　在体制外的思考让刘景春更加明确了自己进体制内的深层原因：“体制内的工作和我的人生理想是匹配的。平淡、稳定的工作能为我提供物质保障，我就能挪出时间去做一些喜欢的事情。另外，体制内的工作还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没准，你会一不小心参与一件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公共事件。比如，你参与调研、制定了一项公共政策，或者你参与了政府援助欠发达地区的工作等，这些都是很能体现人生价值的。当我一想到那些头发花白的老人，一辈子做基层公务员，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对社会有利的小事，就会觉得这些人虽然默默无闻，但也不是‘loser（失败者）’！平凡之中能见真善美，不是吗？”

　　合适的位置

　　时间：2011年

　　围城内外，是走是留？

　　陈颖：要么就换条路，要么就老老实实走下去。

　　刘景春：考公务员，那是必须的！ 王敏：国企平台不错，没那么多条条框框。

　　2011年7月4日，本刊记者见到刘景春时，她才参加完上海某区组织的公务员考试不久。“笔试惊险过关，面试第一名，可惜总成绩还是第二。”刘景春笑着耸耸肩，“要知道这段时间工作太忙，我这次可是‘裸考’，下次的把握就更大了。”

　　在刘景春看来，由于年轻人回归体制内在近年来形成一股热潮，受到了众多媒体的关注，“体制内”三个字在某种时候被妖魔化了。“原本，受舆论的影响，以为体制内就代表沉闷的生活、一眼望到底的未来，但真正受过那段时间体制外工作的‘摧残’后，会发现体制内才是‘山那边’，代表着光明和美好。”刘景春对本刊记者说，“我困惑的是，为什么现在的很多媒体，都要将体制内描绘成一个堕落、腐败的地方呢？也许这里的工作效率确实不如体制外高，但体制内的某些复杂行政程序之所以要按部就班，也是为了保证公共决策的正确性，以免造成可以避免的损失。”

　　与她的观点相印证的，是王敏一年来的体制内生活。“跟我之前的想象不一样，国企其实并不轻松，压力也蛮大的。我们单位年轻人比较多，90％以上拥有研究生学历，所以很有活力，从领导到员工的思维都很灵活。”尽管有业绩考核，但王敏对现状还是感到满意，“我觉得无论在哪里工作，其实关键是找到一个能发挥自己特长的地方，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我觉得我们单位现在的平台还是不错的，并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而且也比较鼓励员工创新，所以只要努力去做，是可以很好地实现个人价值的。”

　　最纠结的，还是陈颖。体制内的很多福利，她是清楚的。可这些物质上的“体制红利”并不能解答她心中的很多疑惑。

　　去年，陈颖的单位搞了个新制度，在各级党委成立了学习组，定期讲课、学习。陈颖认为这是“有意义的事”，曾精神为之一振，很积极地为组织事宜奔忙。可才学了没几次，赶上了换届，他们单位的一把手被换走了。于是，所有新制度全部搁浅，说是要等新部长来了发话再说。“这是让人很泄气的事。”陈颖说，“这样会让党政机关个人化，政策不论好坏都没什么连贯性。一般来说，新来的领导都不会延续前任的政绩，而是另起炉灶再出成绩。这就让机关里的大多数工作要么指向性不明，要么就像一阵风。”

　　更让陈颖困惑的是，她身边的大多数人对此都没什么异议。“在大家心里，好像来当公务员就意味着不想做事业。混的时间越长，就越不会再去考虑你这个单位能产生什么效益、工作有什么意义。大部分都是寄生在这里，混个饭碗。为什么现在政绩工程屡禁不止，就是因为很少有人考虑政府机关存在的意义。”陈颖说得很慢，边说边在找寻合适的字眼，“如果你考虑这些，别人反而会把你当成怪物。大多数人都是对自己前途的热情非常大，但对工作的热情看不到。然而，我，虽然有热情，但能在其中起多大的效用，更看不到。”

　　现在，陈颖在工作中早已不会再做那些刚进单位时调岗位、搞创新之类的“幼稚”的事情，学会了谨言慎行。同时，她也不会去做那些她认为不好的事情，比如一些领导热衷但她觉得没意义的事，“不凑那个热闹”。

　　“我知道现在这种态度挺消极。我现在生活是稳了，但心从没有稳过。有时真想把公务员辞了，回老家做媒体去。”陈颖剖析着自己的内心想法，“但我不确定的是，这种想法到底是因为我现在没有进入权力圈子而产生的退缩，还是因为在这里找不到成就感、真心想去做一番事业？”

　　有时，看着单位上一些比自己还小的年轻人，早已习惯这一切，很安心地在体制内按部就班时，陈颖会一下子惊醒似地提醒自己：再这样下去安稳惯了，就和他们一样了。

　　陈颖所在的城市，店铺关得早，24小时营业的，除了酒店，就只有麦当劳。尚未成家的陈颖，有更多的时间思考。单位大楼底座上那一圈中国风的复古墙砖，在这个季节总是湿漉漉的，如同她的心情一般，总不见晴好。“是做决定的时候了。要么去做媒体，要么就往省上考，老老实实把这条路走下去。虽然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创造多少价值，但总想趁自己年轻、有理想、有热情的时候，去发挥一下。刘景春和王敏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价值，我想，我也会的。” 陈颖说。

　　事业单位——金领——国企——我为什么要回来

　　◎文/本刊记者 衡洁

　　王裕的办公桌很干净。

　　在这个有上千人的西部大型烟草企业，王裕的办公桌只占了小小一角。上面若干个文件夹被分门别类放得整整齐齐，电脑显示屏调到了最佳亮度和角度，角落里还放了一株老婆给他买的仙人掌。

　　这个男生带有很强的理科生思维的烙印，说话方式如同他的办公桌一样，喜欢按“1、2、3、4”排列，井井有条。

　　这里的环境他非常熟悉，可磨合得深了似乎又有些不一样。对于体制内来说，他已是第二次进来了。1981年出生的他，先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后来又跑到一家企业去当拿高薪的金领，现在又进了国企。

　　我们的聊天以王裕这样的开头展开：“我为什么要回来……（仰在椅子上长时间的思考）第一……”

　　抓阄的决定

　　王裕的人生完全可以用根正苗红来形容。父母都在体制内工作，且都是中共党员。受父母影响，他在高中时就入了党，当时刚满18岁。读的是重点大学的热门专业，还没毕业，父母就动用关系给他铺好了进体制内的道路——去一家效益不错的事业单位上班。

　　看着这幅徐徐展开的人生美好画卷，王裕乖乖地去了。可3个月后，他做出了一个让全家人大跌眼镜的决定：他要辞职，去深圳华为公司工作。

　　“当时觉得，在那个单位一辈子都看到尽头了，我想出去走一走。”王裕说。他的决定在家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互相都无法说服对方。他们看不清未来究竟会怎样，只是不想让我离家去冒险”。

　　各方争执不下，最后，全家人冒出一个“很娱乐”的决定：用抓阄来看看结果。第一次，王裕抓到了“体制内”。“感觉真跟那个段子一样：抓阄不是让你决定什么，而是在展开纸团的那一刹那，让你看清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王裕回忆说，“正是因为我不想去，所以硬是抓了第二次——去华为。”

　　“我父母一辈子都在体制内，不了解体制外的公司是个什么样的状况，所以一直不愿意我走。当时只有我舅舅和四姨支持我，他们说，我还是一张白纸，应该出去闯一闯。”2004年10月，王裕收拾了行囊，登上了南下的飞机，开始了历时两年多的寻梦之路。

　　我把领导给投诉了

　　王裕对那段体制外的经历评价很高：“一是我认识了很多非常优秀的朋友，这是我一生的财富；二是华为军事化的管理、大大小小数不胜数的培训，教会了我很多技能和理念，这也是让我终生受益的。”

　　2005年5月，王裕在北京出差后回家过五一节，在路上，他收到了领导的一条短信：王裕，通知你，去印度。“没一个多余的字，却让我又一次兴奋起来，自己终于可以到第一线工作了。”王裕说。五一节一过完，他就背着大包小包，去了印度的清奈。

　　到了清奈，王裕傻眼了。本以为有一个缓冲期的他，到宿舍放下行李就被拉去了工作地。“工作就像打仗一般紧张。第一次和客户交流，他说的印度英语我有70%没听懂，剩下30%中，又有10%是我听懂了但无法给他解答的技术问题。我基本当场崩溃。”王裕说。一同崩溃的还有带他去的产品经理，交流结束后经理马上把王裕投诉到了总部，质疑总部为什么要派这样一个人来。“我听说这件事后更加郁闷，觉得一点不给时间适应也太不合情理，一时情急，就发了封邮件到总部诉说情由，把我们经理也给投诉了。”王裕回忆起当时的场景，笑称当年的自己太幼稚，“这要是放到现在，我估计就不用在这儿混了。”

　　但当时的华为宽容了王裕的冲动。冷静下来的王裕，被激起了不服输的劲头，连着三个月，几乎每天加班到晚上12点，终于克服了语言问题和产品知识问题，成为了独当一面的员工。2006年4月，王裕签下了人生的第一个大单——784万美金。

　　“以前都是量的积累，现在是一个质的飞跃。”王裕说，“华为这个私企跟体制内的单位比，既单纯也不单纯。不单纯是因为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这一点华为也不可避免；单纯是因为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公司里的朋友会告诉你窍门，伸出援助之手，而不像体制内的大多数单位，更多奉行的是各人自扫门前雪。”

　　2006年6月，已在印度掌握了各种资源、越来越如鱼得水的王裕，接到了爸妈的电话：“儿子，回来吧。”在印度的一年间，王裕经历了印度百年不遇的洪水，水淹到只剩一个头，还遇到了当地的一个爆炸案，这些都让只有一个宝贝儿子的父母不放心。他们甚至再次动用关系，给王裕联系好了到一家大型烟草企业上班。

　　王裕犹豫了。“一方面，我才刚开始出成绩，不想走；但另一方面，华为是个讲业绩的公司，我又怕无法一直保持好的势头，不能持续地拿单。”王裕坦诚讲出了当时内心的挣扎，“华为的员工流动性很大，这让我的内心很不稳定。我在华为的工作时间非常紧张，没有时间充电，觉得去国企也许有闲暇时间去读个研。慢慢地，我的选择就有了倾向性。”

　　王裕权衡再三，决定回家：“当时还真没冲着什么国企的稳定和福利回去，只是觉得工作岗位比较适合。在外漂惯了，到时不习惯再走就是。”

　　请你不要插嘴

　　2006年底，王裕进入了那家国企。刚去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收入上的锐减。“收入基本只有我在华为时的1/10。”王裕说，“因为体制内有相当一部分收入是按工龄算的，我是在体制内重新开始。”

　　正如王裕所料，国企里的工作相当轻松，这让忙惯了的他无所适从。这种状态持续了大半年，王裕去考了在职研究生，开始充电。

　　“我刚开始觉得清闲很舒服；时间长了就开始担忧，怀疑这样下去人是不是要废了；再过一阵慢慢适应了；到最后，已经依赖这个体制，觉得离不了了。”王裕分析说，“一步一步，就像温水煮青蛙。”

　　因为人天生的惰性，在工作强度上王裕很快被体制内的温水同化，然而在其他方面，他还是感到了体制内外的巨大差别。

　　在单位，王裕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会时如何给领导们按层级排位放座牌：“不能得罪这个，不能得罪那个，万事安全第一。”

　　王裕还告诉记者，在国企非常讲究流程和层级，而在华为这样的公司则是追求结果和速度：“以前讲效率，现在讲严谨。在这里，一个合同审批需要十多个部门签字，少一个，哪怕你再急也没用；在华为，如果能迅速且成功地达到某一个目标，那么可以越权。在国企里如果不讲流程，越级越权处理，会被视为犯了大忌。”

　　他给本刊记者讲述了自己经历的一件事。那天，他陪同部门领导去给一个上级领导汇报工作。汇报时，王裕感到有个地方可以再补充一下，就插了句话，结果部门领导的脸色当场就变了，吓得他马上闭嘴。出来后，部门领导直接对王裕说：“以后我汇报工作，请你不要插嘴。”

　　同时，体制内人际关系的微妙王裕也慢慢体会到了：“国企里的关系很复杂。同事中不少是关系户，一来，本身单位就讲究论资排辈，人才脱颖而出的机会就少；二来，若真的有谁脱颖而出了，也会被怀疑是‘背景硬’。”

　　单位的一次晋升机会更是给了王裕一个现实的打击。当时，已在部门工作了3年的王裕，以为凭能力、凭经历、凭学历，都是非他莫属。结果，领导却提拔了另一个在单位已呆了5年的同事。“说真的，我一直就没把他列为竞争对手，实力相差太多了。”王裕无奈地说，“从那以后，我更明白了体制内的一些规则，被席卷到其中的我们，是不得不遵守的。”

　　瓶颈在哪里

　　2011年初，王裕结婚了，爱人是一家省级单位的公务员舒心。在朋友眼中，他俩称得上是门当户对的组合。“在谈恋爱和成家时，你会更加体会到有一个稳定单位的好处。”王裕说。

　　“现在我在华为的朋友，月薪都有4、5万，这个我是远远比不上的。但私企总是说不清以后的风浪，但体制内的风险概率比较小。”王裕告诉本刊记者，“人有时也是要找平衡感的。我现在的单位人员稳定，周围朋友流动少，不用加班，有更多的私人空间，薪水稳步增加，会发各种各样的购物卡，也没有被开除的压力，这些都是比华为强的地方。若一直在华为，当到达一定平台时，也许会碰到真正的瓶颈，那时也只能选择离开。”

　　舒心很赞同王裕的观点：“虽然我大学毕业就考进了公务员，没有去体制外见识过，但当看到同学在体制外的工作那么辛苦，还是觉得体制内好。”舒心一个同事的老公在部队转业时没有选择体制内，而是选择了下海经商，虽然现在也很成功，好车好房都有，但“幸福指数远远比不上和他同一批转业、进了机关的人，他们现在也大都身居要职了”。尤其是在面临小孩上学、就业时，体制内的人往往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能将其安排到更好的地方。

　　“那个同事常跟我们说，后悔当初没让他留在体制内，尤其是对下一代来说，这样的选择更长远。”舒心说。王裕也转述了当年一名领导告诫他的话：在体制内，不要太在意前面的得失，到了后面，体制内的好处就显现了。

　　2010年，王裕也成功晋升了，他对一些传统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从抵制或反感某些规则，变为接受甚至维护这个体制：“人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综合体。当我在体制内的最低层时，我批判它；但随着我资历的增长，我也晋升了，我就体会到了论资排辈的好处。怎么看待它，完全取决于你在哪边得到的利益大。”

　　让王裕高兴的是，现在他们单位也实行了一些改革，在某些岗位的提拔晋升上，开始搞竞聘上岗。这让他感到，在体制内一样能大有一番作为，“我现在的目标就是成为单位的中层”。

　　聊天快结束时，王裕向本刊记者透露了他的梦想：“我最初的梦想是开一家餐馆。你觉得远吗？其实一点不远。这个梦想至今未变，我在一点点向它接近。工作和理想是有区别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也有很多种方式。好好工作是，开餐馆其实也是。总有一天，它们都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