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母计划出台始末

1997 年，停泊在乌克兰小城尼古拉耶夫的“瓦良格”号。

2011 年7月28日，航母平台的改造工程尚未结束。摄影 本刊记者 杜洋

　　　　2011年7月27日，中国国防部宣布了正在改造航母的消息，军方第一次正式承认了“瓦良格”号的存在。从8月上旬开始，关于中国第一艘航母“即将试航”的消息不胫而走，然而，也许是因为台风“梅花”的突然造访，“瓦良格”号至今依然静卧于大连造船厂的船坞码头中。据海军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中国第一艘航母预计在明年八一建军节宣布成军，正式交付海军服役。

　　从1970年4月中央军委下达“组建航空母舰研究队伍”的命令开始，中国的航母计划经历了三次起伏。直至1992年，一位军事院校老师偶然听到“瓦良格”三个字，航母计划才走出长达二十年的论证阶段，迎来机会的曙光。而从决定买下这艘大船，到改建“瓦良格”号的报告获得批准，十多年又过去了。

　　这几十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改建后的“瓦良格”号是怎样一种装备？它将给中国海军带来什么变化与考验？《中国新闻周刊》独家采访了参与航母计划的核心人员，与读者分享关于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的传奇故事。

　　中国第一艘航母诞生记

　　中国第一艘航母的诞生，似乎应了一句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本刊记者/韩永

　　7月27日，中国国防部宣布了正在改造航母的消息。

　　海军前装备技术部部长、少将郑明注意到，对于“瓦良格”的描述，新闻发言人耿雁生用了 “废旧”二字。“中国正利用一艘废旧的航空母舰平台进行改造，用于科研试验和训练。”

　　“这个‘废’字用得挺妙。”郑明说，这既是 “瓦良格”号航母的真实写照，也透露出外国企业无奈将其出售的历史悲情，又反映了中国引进航母技术跌宕起伏的过程。

　　作为中国航母论证、考察有关过程的主要参与者，郑明对个中曲折记忆犹新。

　　而对于这个戏剧性的过程，中国船舶信息中心研究员、中船重工集团军工咨询委员于瀛将其总结为“三次浪潮”。

　　昙花一现的论证

　　1970年4月下旬的一天，当时在隶属海军建制的第七研究院十四所负责世界水面舰艇总体发展研究工作的于瀛，随领导去院里开会。会议组织方在电话里特地提醒说，不能带笔和笔记本。

　　在这次会议上，该院一位副院长宣布了一条中央军委下达的命令：从即日起，组建航空母舰研究队伍。

　　这是建国后第一道开展航母研究的命令。在民国时期，国民党海军司令陈绍宽曾经力推航母项目，并提出“30年建造10艘”的计划。但在1946年中国内战开打后，这一计划成为泡影。

　　对于瀛来说，这道命令下得有点突然。此前，于瀛所在的714所正面临被撤销的命运。

　　院里给他们下达的任务，是研究航母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有什么优缺点，关键技术是什么，怎么用，以供领导决策参考。

　　这一年，中国正处于与苏联全面交恶、与美国关系尚未缓和的时期，安全形势很严峻。美国的无人侦察机经常光临中国的领海，在海空领域技不如人的中国军队除了表示抗议外，办法并不多。中国的第一次航母论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

　　上世纪60年代末中国在武器研制上的突飞猛进，是这次航母论证的另外一个背景。时任中央造船领导小组组长的李作鹏在其回忆录中称，1968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开工建造；1969年5月，常规动力舰开始批量制造；1970年4月份，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升空。李作鹏说，中央军委的主管领导见此形势很高兴，提出要建航母，要成立海军陆战师。

　　当时，中国正处在“文革”的间歇期。政治上稍有喘息，经济上又风生水起，工农业虚报产量的浮夸风此起彼伏。中国船舶第七研究院原副院长尤子平说，当时关于航母的决策，不仅是上层几个人的问题，也可以说是社会普遍存在的“左”的思想的产物。于瀛则认为，这和中央发展海军的思路一脉相承。“毛主席50年代就提出：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定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

　　当时，在缺少国际交流的大环境下，相关领导对航母几乎一无所知。媒体上除了反对航母的口号式报道外，几乎没有其他的相关信息。“航母是什么，里面有什么，都要从科普开始。”于瀛记得，当时所里隔三差五就会来一拨人，咨询有关航母的信息。

　　这场由中央军委发起的论证，具体的组织者是海军司令部造船工业科研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船办”）。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刘华清，当时刚从国防科委副主任的位子上离开，担任“船办”主任。

　　1970年5月中旬，于瀛和张日明赶往海军大院，向“船办”汇报。“那时没有现在的电脑手段，为了说得形象点，我们把航母的照片放大到最大尺寸，再把三合板一拆为二，上面涂上蓝漆，把航母的照片打上去。当时这叫‘拉洋片’。”

　　刘华清听得很认真。汇报结束时，他对张日明说：“胖子（即张日明，刘华清任七院院长时，张日明是其属下，彼此很熟悉），你讲了这么多，我一下子也记不住，你能不能给我出一个小手册，我给领导汇报的时候可以看。”回来后，于瀛和张日明连夜制作了手册，第二天给刘华清送去。

　　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刘华清说：“早在1970年，我还在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时，就根据上级指示，组织过航空母舰的专题论证，并上报过工程的方案。”

　　但这一过程到了1971年9月份戛然而止。毕竟上级是那些领导人，当时李作鹏没有传达，参加论证的人也都不清楚。这次论证最终不了了之。

　　于瀛说，这一次论证终于使一批人开始思考航母使用和战术技术要求等，虽然留下来的成果不是很多，但也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后果：国人的航母意识开始增强，航母的各种书籍也开始出现了。描述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二战电影《虎虎虎》开始在国内播放——正是从这场战役开始，二战中的海上大战开始转入航母模式。

　　航母“费效比”

　　到了80年代，航母论证开始与改革开放联系起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亦克亦生。

　　改革开放被定为国策以后，出现了一个问题：改革开放就要“走出去”，但谁来保护这些走出去的中国利益？陆军、空军都过不去，依靠其他国家也不现实。“这时，中国社科院的一位专家提出，改革开放必须有以航母为中心的强大海军的支持。”于瀛说，这种观点出来以后，国防的、军工的也都跟着提。

　　1982年，刘华清出任海军司令员。在70年代初的那次论证无果而终后，这位有着多年主管海军部队及装备发展经历的将军，又在1975年向邓小平汇报整个海军建设与发展的建议信中，提到了航母问题。

　　郑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第二轮论证开始的时间大约是1986年。在此之前，以海军装备技术部为主的相关部门为论证做了诸多准备，刘华清对航母的态度也日益明朗。

　　1984年1月，第一届海军装备技术工作会议召开。会上确定了海军装备技术五支力量的分工：论证以海军装备论证研究中心为主；试验、试航（飞）以试验基地、舰队为主；订货、监造、检验验收以军代表为主；同时，院校、试验基地、军代表和有关部队也要承担一定的装备论证、科研、技术革新等工作。海军装备技术部则在海军党委领导下负责协调组织和经费分配。

　　在这次会议上，刘华清对航母的表态是“现在国力还不行，要等一段时间”。

　　1985年12月，海军第二届装备技术工作会议召开。会议的主题是“尽快缩短海军装备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会后，海军装备技术部提出了以后15年海军装备的发展设想。其中提到了要启动航母论证。刘华清对此给出的指示是：航母总要造的。到2000年航母总要考虑。

　　1987年1月，海军第三届装备技术工作会议召开。刘华清在会上指出，要把航空母舰搞得能适应未来战争需要，要很好地研究和论证。这次会议后，刘华清让郑明准备向上级的汇报材料。

　　1987年3月31日，刘华清带领张序三、李景两位副司令，以及海司和海装的相关人员，向总部机关的领导汇报。刘华清选择了一个能最大限度降低领导顾虑的切入点：着重说航母的作战费效比。就是说相对于其他保护海权的形式，对航母的单位投入能带来更大的安全效益。

　　一位受访海军中校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80年代，要发展航母，经费始终是一个难以跨越的问题。1985年中国军费的总投入为192亿元，还不够买一艘美国大型核动力航母。基于此，在刘华清汇报的规划里，将航母上型号（即决定造什么规格的航母）的时间拟定为2000年。

　　在这次汇报中，刘华清澄清了几个让航母变得遥不可及的观念：一是航母编队并不需要全部新造，编队中的驱逐舰和护卫舰就可以与机动编队共用。因为即便没有航母，海军还是需要驱逐舰和护卫舰，这些舰艇既可以作为航母编队的舰只，也可以作为机动编队的舰只。

　　另外，基于保护海权的需要，就算没有航母，飞行半径较小的航空兵还是要发展。发展航母并不会增加飞机的总数量，只是把这些飞机改成舰载机。这可能会多出一些成本，但也不会高很多。

　　刘华清说，通过对海上战争研究发现，使用岸基飞机来保护海权非常浪费。“因为它的留空时间短，所需飞机和机场的数量很多。”

　　“因此，发展航母编队，是一个如何调整装备经费使用方向的问题，不需要大量增加装备费。更重要的是，有了航母，海上机动作战编队的作战效能会大大提高。”刘华清说。

　　这次汇报，在总参谋部和国防科工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88年12月，国防科工委科技委评议申报的软科学课题，“我国航母及舰载机发展可行性研究”被列入12个入选项目之一。船舶第七研究院原副院长尤子平于当年在青岛召开了航母学术研讨会，在航母的重要性、中国发展航母的必要性、尽早发展航母的可能性、研制指导思想、设想的航母战术技术状态以及论证开路、预研先行等6个方向展开了热烈讨论。

　　时任国防部长秦基伟、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航天工业部长李绪鄂均表态支持航母。丁衡高说，发展航母的迫切性比载人航天迫切，现在航母、新歼、核潜艇、预警机、卫星这些大项目，到底以哪个项目为重点，党中央、军委要下一个很大的决心，一要全国全军排队，二要军兵种排队。

　　时任总参谋长迟浩田在南海演习结束时说，军委对航母问题议了很多次，但是苦于经费不足，思虑再三，航母暂时还是不能上型号。军委副主席杨尚昆说，我们这样大的国家，没有一两艘航母不行，当然，现在还不能这样搞，下一代人把它搞出来。

　　郑明说，这段时间，有关航母的观念有很多冲突，赞成的人很多，反对的人也大有人在。反对的人中，有基于个人认识水平的，也有基于对国际形势和国情判断有所不同。“你想让它全停了也不可能，让他马上上马也不可能。”

　　舰长班

　　刘华清的汇报还产生了另外一个后果：中央军委同意海军建议，1987年在广州舰艇学院开办一届“飞行员舰长班”。目前盛传将担任“瓦良格”舰长的两位热门人选：柏耀平和李晓岩，都出自这个舰长班。

　　舰长班学制三年半到四年，开始有10位学员，后来有一位因跟不上课中途退学。郑明说，这体现了一种优胜劣汰的机制。现在，这些人都在50岁上下，年富力强，其中大多数军衔都高于上校或大校。

　　郑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班的开办，证明了刘华清在航母发展上的远见。“对航母来说，舰长是关键，他不仅要抓技术，还要研究海军战略，还要搞指挥管理，还要懂各种技术，这些综合能力的培养非一日之功。”

　　航母的舰长既要有飞行员的素质，又要有航海的素质。美国航母的舰长，受限必须是飞行员或空勤出身，一般都要求在战斗机上至少有3000个小时的飞行经历，并在航母上有过800架次的起落指挥。其次，在担任航母舰长之前，还要有相关军事院校的培训或任职经历，以及在两栖攻击舰或者大型舰艇上担任舰长的经历，然后到航母上担任副舰长，最后才会被提拔为舰长。

　　郑明透露，选拔舰长班学员在当时是非常机密的事，主要但不限于在海军内部选拔。当时，海军院校有个分工，广州舰艇学院搞舰长培训，大连舰艇学院搞部门长班，比如航海长、通讯长等。“舰长要求这些都要懂，但不一定很专。”

　　郑明说，当时海军装备技术部对科研经费的分配，有时就着眼于培养人才的需要，而不拘泥于追求直接的成果，同时也照顾到教授如何用科研把研究生带出来。“造航母要十年二十年，培养人才也需要这么长时间，甚至更长。舰长班已经过去20多年了，现在果然培养出几个人了。”他说，这需要组织有意识的培养。“从副舰长到实习舰长到代理舰长；从护卫舰到驱逐舰，再到驱逐舰支队长。你得给他机会。包括出国访问、执行护航等。”

　　“飞行员舰长班”只举办了一届。这与当时充满争议的环境有关。“在有争议的条件下，做这么多事已经不错了。”

　　据知情人士透露，舰长班本来是奔着2000年航母上型号的目标培养的。航母项目被推迟后，这些飞行员舰长不断地接受段炼和培训，有的被分配担任驱逐舰舰长。这一背景使中国的航母与驱逐舰建立了联系。

　　意外收获

　　一位海军内部知情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关于航母的讨论议而不决之时，有两起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坚定了高层建造航母的决心：一是1993年“银河”号事件中，美国海军以怀疑中国向伊朗运送化学原料为由，在公海上拦截中国商船“银河”号；二是1996年台湾海峡对岸的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大陆方面在东南沿海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却招来美国海军两支航母舰队前来“示威”。

　　事实上，在上世纪80年代，在中美军事关系走向密切之时，美方曾经“乐见中国制造航母”，也曾多次邀请中国军方领导人前往参观美国的航空母舰。前述海军军官也曾获邀到停泊在香港附近海域的尼米兹号上参观。“那天，我们几个人上午10点飞到香港，下午2点回大陆。美国人跟我们说，‘你们想看什么都可以。’”

　　此行让中方人员深受震动，因为他们看到了美国海军的强大实力。“登上航母，你就感觉到自己变成了大海的主人。”除了航母的规模、武器装备令他们震动、汗颜并羡慕不已以外，航母上的生活设施也令人印象深刻。“我们中的一个人偶然去了副舰长宿舍中的厕所，结果让他吓了一跳——那个厕所有酒店一个房间那么大，装修之豪华程度无异于五星饭店。他回来后告诉我们，我们所有人都依次去了一次，开开眼界。”

　　然而，中国的航母计划依然迟迟未决，直到1992年，一个让航母从论证走向现实的机会出现了。

　　苏联解体后，大量军工企业许多业务下马，航母项目亦在其中。

　　1991年年底或1992年初，一位中国院校的老师与乌克兰造船学院的同行交流联系时，对方提及自己国家的航母造不下去了，就放在学校附近，邀请其有空过来看看。

　　从乌克兰回来之后，这位老师马上向上级汇报了此事。1992年3月，一支来自中国的航母考察团莅临乌克兰城市尼古拉耶夫（这座城市当时在地图上找不到）。考察团成员由造船技术专家和军方代表组成。

　　这个考察团的任务有两个：一、了解这艘船的性能怎么样，二、了解乌克兰方面的意向如何。

　　当时，解体后的苏联正在被15个共和国重新分割，1985年开始建造的“瓦良格”号继续留给乌克兰。因为没钱，1992年1月，该航母停建。

　　此时，该船的工程量已经完成60%多。全舰已从船台下水，停泊在船坞码头，舰上有的大型设备已装上，电缆也有不少铺设到位。

　　当时乌克兰计算，解体该舰需2.5亿美元，但出售解体后的废钢却只能得到500万美元。于是，乌克兰积极为“瓦良格”寻找下家。

　　当时考察团成员看到，“瓦良格”上还有好多设备没有安装，动力装置只是放在底座，没有上螺丝。“这些设备之所以没有安装，或是因为设备还没有交付，或是因为设备到了，但没钱安装。”

　　据知情人士透露，“瓦良格”的废弃命运在苏联解体之前已有征兆。“各种配置交的不那么及时了。这里面有技术问题，也有经济问题，比如船厂如果没给预付款，各个厂就不能发货。”

　　考察团到了乌克兰以后，对方非常热情，认为是“同志”来了。 “就是很信任你，以为你能帮我把这个‘儿子’养活。有的人还说，我也到你们那里去干吧。”

　　考察团还发现，离“瓦良格”不远处，停着一艘核动力航母的舰体。“比‘瓦良格’更加现代化，厂方透露说要拆了卖给一家美国公司，卖的很便宜。”当中方人员询问厂长能不能过去看看，对方说：“有什么好看的呀，造船厂里正在拆船。”

　　对“瓦良格”的考察在考察团里很快就有了答案：一、这艘航母性能很好，值得要；二、乌克兰厂方是愿意卖的，甚至连人带马都给你。

　　前海军副司令员张序三说，这样的考察团总共派遣了多次。海军当时的思路，一是买个半成品，另一个是自行研制，“前一种更适合起步”。

　　回国后，考察团给上级写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在现在看来都是实事求是的。

　　报告递上去以后，一直没有回复。向有关部门询问，答复是“正在研究”。郑明说，他很理解，在航母一事上，自己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答复。“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就说研究研究。结果就可能延误了时机。”

　　张序三说，当时对改造的投入大体有个估算，差不多要花几百个亿，才能把“瓦良格”完全建成，后来有关部门再一计算，费用又加了200亿。于是，这件事一直搁置起来。郑明1994年从海装部长的位子上退下时，对他的长官、海军司令说，“我最遗憾的事就是没有参与航母的研制。”

　　变废为宝

　　1998年，澳门创律旅游娱乐公司通过竞标，以2000万美元买下“瓦良格”，据说拟改造成娱乐用船。交船前，乌克兰迫于第三国的压力，将“瓦良格”上的舰载武器设备和动力系统等设备拆卸一空。

　　郑明为此非常惋惜。他说，如果中乌两国协商购买，派人严加把守，就不会发生很多设备被拆被盗的情况。

　　很多人怀疑创律旅游娱乐公司有军方背景。在其老板徐增平的履历中，其军旅经历和兼任中国体育工作者协会（香港）主席的经历，让人浮想联翩。

　　但郑明和于瀛都否认了这种猜测。

　　尽管废旧，这艘船在被拉回中国途中，还是在土耳其博斯普鲁斯海峡被卡。土耳其给出的理由是，这条船没有动力，如果过海峡搁在那儿了，谁都过不了了。另外，土耳其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根据《蒙特利尔公约》规定，“瓦良格”飞行甲板的长度超过300米，可以供战斗机起降，仍具有军事价值，所以不能通过。

　　为了解决此事，中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与土耳其政府进行了多次接触。据知情人士透露，国防部、外交部和交通部都派人前往斡旋。大连造船厂前副厂长唐士源在电话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也曾被派往土耳其协助拖船。

　　2001年7月，原本站在反对放行一方的土耳其军方，态度开始转变。总参谋长凯维芮柯鲁应邀访问北京后，于8月初照会总理府“建议放行”。作为条件，土政府要求中国开放对土耳其的旅游，争取每年有200万人次中国游客到土耳其，这将为其创造每年20亿美元的外汇。

　　据知情人透露，购买“瓦良格”号花费了两千万美元，但买者没料到的是，经过旅途的折腾，这艘船抵达大连的时候，平添了500万美元的意外开支。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发现创律公司的资金来源存疑。经调查发现，创律购买“瓦良格”的款项，是从国有的华夏银行贷的，但这笔贷款并没有合法的手续。于是，创律公司被要求还款，在其无力还款的情况下，“瓦良格”被收归国有。

　　对于此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前海军副司令员张序三说，“瓦良格”抵达大连后，徐增平曾经找到已退休在家的自己，表示只要军方想要，愿意原价卖给海军。张序三不敢做主，建议他去问问船舶第七研究院。

　　“瓦良格”抵达大连后，相关方曾为如何处理它发生争执。担心此举会带来外交风险的有关部门对购买“瓦良格”颇有意见，一些其他的机构还曾建议将“瓦良格”拆成废钢铁。

　　一直在航母问题上孜孜以求的军方有关部门认为这样做有点可惜，建议“将其改建成一艘训练舰也好”。于是，一个关于改建“瓦良格”号的报告报上去，并最终获批。★

　　（实习生王秋思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