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阶层固化”挑战中国(图)

　　今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提出一个疑问：穷会成为穷的原因，富会成为富的原因吗？文章感叹，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日趋严重，“阶层固化”所导致的严峻社会现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再不可漠视。

　　近年来，“农民工二代”、“贫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垄二代”（全家几代人都在国有垄断企业）的概念日渐清晰，人们感到改变命运的渠道越来越窄。由社会底层向中间阶层以及更上阶层流动的难度真的越来越大了吗？

　　读书：知识不一定能改变命运

　　大学收费高、毕业工作难找，农村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成本越来越高，动力越来越小

　　2009年，全国高考弃考人数达84万。为何造成缺考人数多，人口逐减、个人成绩差等是不容忽略的客观原因。但有媒体报道，高职、大专院校毕业生“就业难，收入低”、“昂贵的学费”、“毕业即失业”是农村学生弃考的重要原因之一。

　　录取差距致农村大学生少

　　现在山东省政府部门工作的周兴在家乡被传为神话。10年前，这个出生在湖北省西南部农村的土家族孩子，考上了山东某著名大学，从而人生发生转变。

　　从古至今，“读书受教育”一直是底层人士实现向上流动，改变自身命运的一种方式。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后，一大批贫寒子弟通过高考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许多人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然而现在，这种观念正在慢慢发生变化。

　　“他们也想孩子有个好出路，不过，现在看来，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靠读书改变命运已成记忆。”周兴有些感慨，“当年，我们每个人都想考到县城的好高中。虽然试卷相同，但我们的录取分数必须比县城的学生高10分。”

　　这个道理在高考录取中也是一样。全国各地学生考取北京著名大学的分数就高于北京市户籍的学生。有调查显示，在重庆市，每5个考生中几乎就有一个考生加分，2010年加分人数占到17.19%，2009年更是达到30%。而农村的孩子少有获得加分的机会。

　　北京大学教授潘维的一组数据印证了这一说法，北大农村学生的比例从上世纪50年代的70%降至如今的1%。调查显示，即便是以农学为主的中国农业大学，1999年至2001年，农村新生均在39%左右，2007年已跌至31%。

　　考上大学也难有好出路

　　在北京做家政的肖梅近来格外烦恼。远在四川广汉老家的儿子初中毕业，考上了县城里的重点高中。是让儿子继续读高中、考大学，还是干脆去念个技校、过两年出来打工？

　　肖梅当然希望儿子有一个美好的前程，但她有自己的难处。儿子学习成绩不错，可未必能考上北京大学这类顶尖名校。如果最终只考上四川省内的普通高校，父母辛苦在外打工供其读书，将来可能还是找不到好工作。“我们村里这样的人家多了。大学也读了，花了家里六七万元，结果毕业后找不着好工作，也是一样在外打工，户口还是回老家。”

　　“我觉得非常遗憾，近几年社会底层特别是农民以及农民工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动力越来越小，成本越来越高，总体上看，渠道有变窄的趋势。”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表示。

　　打工：改变命运的梦难圆

　　城乡差距扩大，城市门槛提高，进一步减少了农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

　　在中国农村，出门打工改变命运、衣锦还乡的梦想一直流传着。

　　许多年轻的农民工正是怀着这样一个“淘金梦”走进了城市。但是随即，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淘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随着国家经济转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打工的收入一直不见增加。受政策的限制，农民工们缺少应有的社会保障和与城市人平等的福利待遇，加上城乡差距的扩大，城市门槛的提高，进一步减少了农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向上流动的空间更是少之又少，背井离乡的人们早已“淘金梦”碎。

　　今年19岁的杨王邦是广西钦州的一个普通农村孩子。当他的同龄人正踏进大学校门的时候，他已经是南宁一家炸石厂中有着三年工作经验的熟手。今年他辞去了这份每月工资1500元、看起来“还可以”的工作，原因是要与正在东莞打工的父亲杨贵合一起工作。

　　在杨王邦眼里，比他大两岁的堂哥见多识广。堂哥告诉他，出来打工就是见见世面，感受一下城市，发财的梦想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能够不做普通的纯劳务工作，找一份技术性强的岗位工作，才是他们踏踏实实的前途。

　　在9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眼里，改变命运的梦在城市里并不容易实现。

　　就业：拼能力还是拼“背景”

　　就业过程中“背景”的排他性作用成为最大的就业歧视

　　就业，是实现不同群体间流动的重要环节。当农民还是当律师，在大城市拥有稳定的工作还是做“北漂”，差别显而易见。

　　“官爸爸”帮忙升学就业

　　吴乐霞大学毕业后在某部委下属一家事业单位工作了6年，一直是“编制外员工”。“这6年，单位几乎每年都会空出一两个编制，但都是有关系、有背景的人顶上来，我干得再好也没希望转正。转不成编制内员工，工资差出一大截，而且没有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王心（化名）并不否认自己“官二代”的身份，父亲是中部某地级市的高官。高考那一年，他的成绩离北京大学的录取线差了几分，在他父亲开到一张能够加分的“凭据”后，他才走进了大学校门。2003年本科毕业后，王心又在父亲的帮助下，进入某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工作。

　　唐先生在一家军工央企做人力资源工作。“企业招人，首先还是看能力、看素质。但是，每到招聘时，打招呼、递条子的太多了，都是方方面面的领导以及合作伙伴，不可能不考虑。最后，如果几个应聘者条件差不多，肯定会招那个打过招呼的。”

　　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找工作难

　　正因如此，近两年已有多位专家指出，当前最主要的就业歧视，不是性别歧视、乙肝歧视、年龄歧视等，而是在就业过程中“背景”、“关系”、“人脉”的决定性、排他性作用。

　　“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项目组对50万名大学毕业生的调查显示，在“211”院校中，农民与农民工子女入学时以576分的平均分领先于管理阶层子女的557分，但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有3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远远高出管理阶层子女未就业15%的比例。在就业质量上，农民与农民工子女也处于劣势，2008、2009两届毕业生中的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毕业半年后平均月薪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一、第二位。

　　中国社科院一份名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研究报告表明，父辈具有社会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倍多。

　　专家认为，当家庭背景成为就业过程中一道不断升高的“隐形门槛”，普通人家的子弟，因为其父母没有金钱和权力，难以进入社会上升通道，而有着强大社会资源的富有家庭的孩子，则可以轻松获得体面的工作、较高的收入以及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种状况不仅影响就业公平，在当今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更加剧了由社会底层向中间阶层以及更上阶层流动的难度。

　　相关调查

　　“二代”现象折射“阶层固化”

　　据调查，二代农民工，其父母几乎都是农民或农民工，只有极个别曾是乡镇干部或乡村教师医生等公职人员。目前，农民工是城镇收入偏低的一个群体。

　　20岁的投资公司董事长、22岁的房地产企业老板……“富二代”不断出现在人们视野中。其父辈不仅可以让其拥有良好的教育资源，甚至有地方政府拿钱出来培训“富二代”。

　　“三代人都在民航、一家人全干电力”，有人戏称“垄二代”把好工作先分了。在一些地方性的垄断企业，有岗位空缺通常不会向社会公开招聘，往往都是在内部推荐的人选中选择。

　　公务员的招考相对透明，但事业单位还未做到全部公开招聘，“内部招聘”、“人情招聘”的现象仍很突出。2009年下半年，南京市下关区劳动就业管理中心进行的一次事业编制人员招聘中，录用的四人中有三人是局领导的子女；江西武宁曾有过一些事业单位提供的岗位仅允许本县科级干部子女或家属报考。

　　专家指出，“二代”现象折射出当前阶层固化的倾向。阶层固化不仅影响社会活力，也影响稳定。只有实现社会的良性流动，社会才能在飞速前进中保持稳定与平衡。

　　专家访谈

　　流动机制不公平不合理

　　现代化有倒退危险

　　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说：“从现实的情况看，目前，各阶层之间流动受阻的情况是存在的。”

　　奋斗就可以改变人生？

　　“从历史上看，中国改革开放为人们提供了很多机会。那时候，只要有胆识，下海当个体户的、搞承包的、考大学的、出国留学的，以及后来炒股票的、炒楼的、弄创业板的，这些人都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顾骏说，“这些都不需要太多家庭关系，不需要资源，有胆子去做就行。”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一个人生存越来越需要资源，没有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源的人，改变自己的命运越来越难。

　　他举例说，现在学生去一些金融单位应聘，都需要填写一份家庭关系表，能不能被录取，在填写表格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没有资源进行交换的学生，最终只有被淘汰的命运”。

　　究竟怎样流动才是合理？顾骏说：“目前，还没有人能做这样的调查，在技术层面上很难实现，需要大量的人力。”但是，社会要发展，必须要有充分的流动。顾骏有些忧虑：“中国的阶层正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一旦‘固化’，新人就很难再进入。”

　　社会渠道开放不够

　　“社会资源主要是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三种。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三种资源是不统一的。干部有权，但经济收入和文化资源相对较少；知识分子有声望有文化，社会名声不错，但权太小，钱太少；老板有钱，但是声望和权力资源匮乏，20世纪80年代的老板有一句话：穷得只剩下钱了。”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调查课题组长陆学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谈到。

　　“现在呢，不少官员的工资虽然不高，但是有房有车，有的人即使是高中毕业，也要去弄个博士当；很多教授工资也高了很多，有人买了车，住上了高级公寓。而老板中的博士也不少了，有不少还当上了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陆学艺分析道，“现在的危险不在于上层人物开始兼具三种社会资源，而是公平、公正、合理上做得不够。渠道开放不够，比如户口制度卡着，农民子弟除了考大学这条路，没有别的渠道向上流动，即使出来打工，还是个农民工。”

　　他指出：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仍在阻碍着人们向上流动以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社会流动模式呈现出新老社会流动机制并存的两重性特点。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不同层次人员的流动，有利于整个社会和谐。流动越活跃、通道越畅通，社会通常越有活力。相反，如果不能在中国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可能引发社会结构性矛盾，使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面临困难，甚至有倒退危险。

　　让所有人都能怀有“中国梦”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表示，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一个社会变迁比较剧烈的时代，阶层结构肯定会发生变化，关键是朝什么方向发展。“一定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我们应当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让所有人都能够怀有一个‘中国梦’，即只要是中国公民，只要努力向上，不论是偏远地区农民的子女还是城市居民的子女，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和上升的空间，都可能凭借自身的才华和拼搏，改变命运。只有这样，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才有保障。”

　　本版稿件综合《广州日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