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试点政绩分类考核

　　南京试点政绩分类考核

　　文|江一韦

　　告别“GDP崇拜”，是近年官方和民间一直热议的话题，特别是从两年前中央出台《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实施意见》以来，已形成广泛共识。然而，从两年来各地的实践看，也只是淡化一点而已，并没有真正走出“GDP崇拜”的阴影。

　　最近南京市出台的《关于开展郊区县镇街分类考核的实施办法》，提供了一个思路。

　　据此办法，今后，南京栖霞区、江宁区、浦口区、六合区、溧水县、高淳县6个郊县（区）66个镇街将取消GDP总量考核指标，代之以居民就业和收入等民生指标为考核的主要内容，并且，在官员的政绩考核中，明确要让群众参与评价。

　　这个消息，在公共领域一闪而过，但“让群众参与评价”，即群众成为官员政绩考核的主体，这一点的意义却不容小觑，因为它明确了这一点：政府干得如何，一个官员的政绩怎么样，本来就应该是群众来评价。

　　可以说，长期笼罩在GDP考核之下的政府，终于迈出了实质性的步子，按照政治契约伦理进行转型——尽管它还只是一小步，而且需要能够操作的制度设计，但已给人足够信心。

　　“GDP崇拜”制造巨大社会成本

　　为什么告别“GDP崇拜”那么艰难？

　　中国进入现代，是一个痛苦的被动过程，伴随着外侮、战乱的折磨。这一过程催生了一种国家主义话语的“国力”观念，并被普遍接受，即国力低下导致国家衰弱、人民痛苦。晚清民国的“国力”虽未和GDP划上等号，却构成了“GDP崇拜”的普遍意识背景。

　　如果说1949年以前政局变幻、革命风潮是解决“建国”的政治问题，那么1949年后经济建设迅速走向了舞台中央。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国力的标志，成为了主要的经济指标。GDP作为这一阶段的主要经济指标是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优先满足规模要求，那么提高经济总量确为急务。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发现在经济领域已经大大落后发达国家，面临经济实力与大国地位极不相称的窘境。经济规模优先的现实需求，GDP的主角地位再次凸显，中国经济进入一个高速增长期。尽管这一阶段也出现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但是GDP高速增长就像强劲有力的火车头，拖动中国社会疾驰，所有问题都在举世瞩目的速度中被淡化稀释。中国社会普遍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快的就是好的，大的就是强的。

　　而对于政府来说，这种高增长态势必增强信心——对内诉诸历史的国力对比、经济高速发展推动的民生改善，对外则以执政业绩赢得了国际声誉。上世纪最后20年的GDP政绩造成了在政策导向上的倾斜，最终形成GDP成为压倒一切的经济指标的“GDP崇拜”——以GDP排名标志国际地位，GDP衡量地区发展水平，GDP考核地方官员政绩。全社会GDP泛滥、GDP狂热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终于，GDP从合理的优先满足经济总量需求走向了反面。中国的经济模式是典型的政府主导。GDP长期作为各级政府官员的主要考核指标，将政府功能锁定在推动经济总量增长的单一维度上。

　　GDP指标考核政府，而政府又主导经济发展，各级政府当然集中资源提高GDP。资源高度集中在各种基建项目、招商引资。教育、医疗、环保等基本公共服务，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对GDP的狂热，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和一系列恶果。

　　2010年，中国的GDP终于超越日本，成为真正的世界亚军，“赶英超美”的世纪壮志仿佛胜利有望。但是，没有多少鲜花与掌声，国内外的反应相当冷淡。一枝独秀的GDP背后，中国的各项民生指标都显得尴尬。以医疗为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等综合性评估排名，中国位居第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倒排第4位。教育投入长期低于4%的红线，低于肯尼亚、乌干达。全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78~2007年间的20年间下滑了20%，同时居民收入增速不仅低于GDP增速，还低于消费支出增速。这种背道而驰、反比例曲线的鲜明对比确实让人高兴不起来。

　　由于政府的公共服务功能被追求GDP的政绩任务所挤压，导致政府对民间诉求的某种疏离。高投入、高发展的GDP经济模式，导致政府始终处于“财政饥渴”的饕餮状态，不断吸食民间资源，民生矛盾突出，社会不公泛滥，社会稳定度下降，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GDP崇拜”就是这样一环扣一环，最终变成了“GDP包袱”，形成一种“危机”。中央在2009年1月21日下发的《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实施意见》，就是一次“告别GDP崇拜”的明确宣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