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地下钱庄：风险潜伏

　　鄂尔多斯地下钱庄：风险潜伏

　　日益泛滥的地下钱庄正在对鄂尔多斯的金融秩序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煤矿老板黄熊很肯定地对笔者说，鄂尔多斯的银行储户很少把款存为定期，只要是有信誉度高的地下钱庄老板融资，大部分人随时会将资金投入进去

　　本报特约撰稿 赵永厚

　　和许多同行一样，4月11日上午，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一个偏僻煤矿附属小学的老师段容(化名)刚刚确定这个月的工资到账，就急匆匆地从银行把钱提出，交给了她所信赖的“地下钱庄”。

　　不久之后，这笔钱就会流通到鄂尔多斯市的民间信贷渠道。段老师能从这样的流通过程中得到让她兴奋不已的回报———一元钱每月生息2分(业内简称2分利)，一年生息2角4分，地下钱庄再以三四五分不等的月息放贷到急需用钱的企业或个人手里。

　　一个从“融资”到“放贷”的循环过程就此展开，如此模式的循环每天都在进行。

　　来自各行各业、各种渠道的民间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入鄂尔多斯地下钱庄，最后达到现在410亿元的巨大规模(鄂尔多斯市商务局2008年的统计数字)，业内人士甚至估计其规模达到700亿元。

　　“全民支持”师出有名。《内蒙古晨报》援引一位经济学研究者的观点称，鄂尔多斯民间信贷违约率低，纠纷少，在可控范围之内。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公安局工作人员告诉笔者，该市的地下钱庄尚处在良性发展阶段，人们的诚信度很高，没有非法集资、卷款逃跑的恶性事件发生。

　　然而，三位鄂尔多斯当地的行业知情人士向笔者讲述了一些鲜为主流舆论所谈及的“观点”，从他们的口中，鄂尔多斯庞大的“地下钱庄”体系在疯狂地吸收和制造财富的同时，无法估量的金融风险也在潜滋暗涨。

　　卷款逃跑时有发生

　　鄂尔多斯的大街两旁，投资公司的招牌随处可见。当地的出租车司机李师傅介绍，只要有一万元存款，鄂尔多斯人没有不把钱放在地下钱庄的，暴利使所有人投资的焦点都聚集到民间放贷上，其中包括公务员、警察、老师、企业家和刚刚拿到拆迁款的农民……

　　人们对于那些开着宝马7系、路虎、悍马等豪华汽车招摇过市的地下钱庄老板，艳羡不已。

　　从2003年地下钱庄出现到如今，六年间鄂尔多斯已经发展成为“地下钱庄之都”。房地产、煤炭和地下钱庄，被称为鄂尔多斯的三大暴利行业。

　　鄂尔多斯市工商局2007年调查显示，全市除了12家典当行外，担保、投资公司和委托寄卖行已达540家左右，注册资金约150亿多元，大部分从事的是民间借贷业务。

　　作为一名警察，白化文(化名)对自己参与地下钱庄放贷的行为毫不掩饰。他宣称，单位很多人都是如此，有同事去年一年获利就将近100万元。但是，他最近却谨慎起来，因为种种迹象表明，放贷已经成为一个高风险行业。

　　他很肯定地对笔者说，地下钱庄老板卷款逃跑和非法集资的情况不在少数。

　　“2008年，鄂尔多斯某中学的一名女教师，以2.5分的月息向亲戚、同事、朋友融资几百万元，却并没有放贷给中小企业，而是直接用于‘高消费’———用集资款为自己买好车、购豪宅，过起了有成就的富人生活，东窗事发时，几百万元已经所剩无几。”

　　“鄂尔多斯市旧财校地区附近，一栋大楼刚建起一半，建筑商却突然消失，几家为该建筑商提供‘高利贷’的典当行因此受牵连濒临倒闭。”

　　熟知地下钱庄运作流程的白化文非常担忧，他说，经济衰退使地下钱庄身处风口浪尖，民间资本大量涌入的房地产和煤炭等传统暴利行业都受到很大冲击，在此情况下，“要么洗手不干，要干风险无处不在”。

　　白化文的一个朋友，贩运煤炭到沿海港口，上半年获利30多万元，没想到下半年煤炭价格暴跌，每吨煤跌价300多元，结果赔进去四五百万元。

　　因为投资大部分是从地下钱庄贷来的，不得已，只能拆了东墙补西墙，从其他地下钱庄贷款来偿还以前高利贷的利息。如果煤炭价格再不上涨的话，这样的“权宜之计”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跑路’是迟早的事情”。白化文说。

　　而白的另外一个朋友，因为生意做得不顺利，在许多家地下钱庄都有高利贷款，一年光是利息就有200多万元。

　　这些“补窟窿”的商人为了提高诚信度，组成一个小组，相互担保向地下钱庄贷款。而地下钱庄的担保体系很不完善，警惕性差的地下钱庄根本无从发现他们的猫腻。

　　白化文说：“这些拆了东墙补西墙的借贷者，都是地下钱庄的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爆炸。”

　　高消费城市鄂尔多斯

　　拥有数家商务型酒店和开发过鄂尔多斯某著名楼盘的地产商田嘉禾(化名)关注的却是“民生”问题。他的观点是，因为鄂尔多斯绝大部分创业者的资金来自地下钱庄的高利贷，所以鄂尔多斯成了高消费城市。

　　他以房地产为例，向笔者阐释他的观点。

　　在一个项目的起步阶段，地产商的很大一部分资金，来自于地下钱庄。而地下钱庄的利息均在3分以上，有的甚至高达5分，这比银行的贷款利息高出好多倍，同样开发一个楼盘，用地下钱庄的资金，显然增加了成本。

　　与此同时，为地产商承担装修等辅助性服务的下游建筑商，他们的启动资金很大一部分也来自于地下钱庄，这样就又提高了房产的成本。

　　很多行业和地产业一样，也是靠地下钱庄的资金启动发展的，比如餐饮、娱乐行业等，这些行业也必定会把利息分摊在顾客身上。

　　种种现象叠加起来，就使得鄂尔多斯成为一个高消费的城市，餐饮收费水准不逊北京，衣服的价格和上海等高消费城市接近，房价更直逼南方一些城市。

　　高消费使工薪阶层和普通市民的生活捉襟见肘，月收入1000元到2000元的人群，根本不敢想买房的事情。外来的打工者更是举步维艰，如果一个月找不到工作，就只能回家，或者到其他城市寻找商机。

　　田嘉禾的观点是，地下钱庄使鄂尔多斯成为高消费城市，加大了贫富分化，加深了社会的不公平。

　　小额贷款公司化身“羊头”

　　在鄂尔多斯，地下钱庄还有一种特殊的形式，当地人称作“为胡”，就是坐庄开赌场，为那些输光了钱的赌徒提供高利贷，月息一般在一毛以上。

　　虽然这种类型的地下钱庄，为其他给中小企业融资的地下钱庄所不齿，但是也是吸收民间资本的一个重要渠道。很多人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为了追求暴利，也将余钱借贷给“为胡”的人。

　　田嘉禾对于这种地下钱庄的危害深有感触，他的建筑公司一个姓夏的清包商，靠着几年的奋斗，家境逐渐殷实，有车有房，却染上赌博的恶习。在一次赌博中，一晚上就输了200多万元，不甘心的他又以1毛的月息从地下钱庄贷款100万元继续赌博，还是血本无回。最后只好“跑路”，被钱庄追回之后，把车房都抵押了，也没有还清欠款。

　　这种情况并非绝无仅有，很多小有成就的“成功人士”都迷恋赌博，这就为“为胡”的地下钱庄创造了生存条件。

　　田嘉禾说，这并非“为胡”庄主的发明，其他类型的“地下钱庄”也采用如此方式规避风险。一旦地下钱庄与借贷者产生纠纷，摆在公安局和法院面前的证据只能证明是普通借贷纠纷，而无从判别它和地下钱庄、高利贷有关系。

　　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去年1到9月，“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民间融资案件只有8起。”

　　随着地下钱庄合法化的呼声日益高涨，鄂尔多斯政府正引导当地的地下钱庄走出地下，最主要的改造方式就是学习温州模式，成立小额信贷公司。据了解，鄂尔多斯已有4家地下钱庄申办小额信贷公司成功。

　　但是，田嘉禾认为，如果没有必要的监管，地下钱庄的土壤依然存在，那么小额贷款公司就很可能沦落为地下钱庄的“挡箭牌”，他们会以合法的身份秘密从事地下钱庄的高利贷业务。

　　而且由于有了官方认可的身份，增加了“公信力”，他们将比以前更容易吸引民间资金。此前的典当行就是先例，虽然叫典当行，但实质上却是地下钱庄。

　　了解鄂尔多斯一家龙头典当行内幕的白化文说，2006年，该典当行从事地下钱庄业务，一年的毛利就有1.8亿元之多。有这样的榜样和这么丰厚的利润，小额信贷公司的低利运营，就显得没有吸引力。

　　套取银行资金放高利贷现象普遍

　　日益泛滥的地下钱庄正在对鄂尔多斯的金融秩序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煤矿老板黄熊很肯定地对笔者说，鄂尔多斯的银行储户很少把款存为定期，只要是有信誉度高的地下钱庄老板融资，大部分人随时会将资金投入进去。

　　他的观点也得到了田嘉禾的认可，他说，银行的存款利息只有三四厘，没有人愿意将款长期存入银行。如果把3万元贷给地下钱庄，每月2分的利息，一个月就能拿到600元，一年下来就能赚7200元，是银行存款的好几倍。

　　相反，人们会从银行套取资金反哺地下钱庄。

　　“有人把房子、车子都抵押给银行，贷款出来放高利贷。扣去银行利息，资金回报率仍然可观。”黄熊告诉笔者。

　　乌兰察布市的农民白德勇(化名)甚至动起了当地政府给农民发放无息贷款的脑筋。按照该市的规定，每户农民都可以申请5万元无息贷款来发展农业，白德勇就挨家挨户做工作，让农民主动贷款，然后把资金交给他，用于地下放贷。

　　23户农民被他说服，使他得以从当地银行套取115万元。但是，当他把这115万元拿到鄂尔多斯放贷出去后，等到的却是贷款者卷款逃跑的结局，银行的115万元因此成为呆坏账。

　　有学者甚至认为，地下钱庄是银行的“抽血机”。一方面，因为地下钱庄高额利息的强有力竞争，银行的定期存款额急剧下降；另一方面，因为有利可图，人们会套取银行贷款，用于高利贷发放。

　　在地下钱庄相当红火的2007年，鄂尔多斯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分别是482.2亿元和503.6亿元，是较少见的贷款超过存款规模的城市。个中原因，与地下钱庄的存在不无关系。

　　黄熊对此有他的理解，尽管典当行等合法机构在主管部门登记造册，可它从事的相当一部分业务却是地下钱庄的放贷，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而且，更多的地下钱庄既无固定办公地点，又无固定工作人员，极具隐蔽性，无从监管。

　　无从监管的结果是税收的全部流失。

　　因为税务部门采取定额收税制度，对于在册的典当行等合法机构，只能征收他们典当一部分业务的税收，而他们私下从事的高利贷业务则无从收税。

　　面对这一尚处在潜伏状态的风险，相关部门已提起了警惕。鄂尔多斯市副市长包崇明介绍，鄂尔多斯市从去年开始采取强制手段整治非法的“地下钱庄”，但是治理的基本原则还是“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