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出路还是陷阱？

　　我国劳动力供求形势今后将面临着总量过剩和结构短缺的双重矛盾。

　　如果能够制定鼓励政策，促使沿海劳动密集产业向劳动力大省流动，既可促进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又可解决中西部地区的就业问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何宇鹏

　　那种不能让农民在城市安居，也不能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贫民窟式的城市化，不是真正的城市化。

　　现在，很多农民反而并不愿意放弃自己在农村的户口和土地，……外出务工农民对他们在农村的耕地、宅基地都看得非常重，因为这是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

　　贺雪峰

　　“民工荒”并不是总量的问题，而是农村劳动力并没有充分外流。

　　白南生

　　城市化是解决

　　农民工问题的良方

　　国家发改委中小城镇改革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何宇鹏

　　城市化是解决

　　农民工问题的良方

　　他是来自劳动力输出大省安徽的一名学者，虽然在北京多年，但依然保持着农民的质朴情怀。平素，他经常一副休闲装束，他说，在别人看来，自己既不像官员，也不像学者，他还戏称，在北京这个城市里，他只是一个脑力打工者。

　　从事了多年农民工问题研究，现在的他最擅长用数字说话，每提到一个问题，他总是蹦出一串数字，追求学术的严谨，才能真正接触到事件的真相。

　　劳动力供给机制出了问题

　　记者：如今，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的一股“新势力”。三十年间，农民工进城大致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

　　何宇鹏：总的说来，这是一个逐渐开放的过程。

　　第一个阶段是1979~1983年，这段时间的政策导向是严格控制流动，当时有严格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

　　第二个阶段是1984~1988年，开始允许流动。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从1984年开始，国家准许农民自筹资金、自理口粮，进入城镇务工经商。这个口子一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流动进入了较快增长期。

　　第三阶段是1989~1991年，控制盲目流动。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上世纪80年代末，第一次出现了“民工潮”。出乎意料的是，农民大量流入，城市普遍准备不足，给城市交通、供应、治安等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第四阶段是1992~2000年，规范引导流动。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央政策发生了些变化，从控制盲目流动到“鼓励、引导，有序流动”，开始实施以就业证卡管理为中心的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就业制度，并对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进行了改革。

　　第五个阶段是2001年至今，城乡统筹就业，完善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管理与服务。国家在这个时候提出了“十六字方针”，即“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目前，尽管一些体制和制度性障碍尚未完全消除，但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政策环境已明显改善。

　　记者：我们注意到，这几年很多城市大呼民工短缺，但实际上同一时期中国每年仍然有8000万农民工往返于城乡之间，农民工进城的步子丝毫没有放慢。这是怎么一回事？

　　何宇鹏：是劳动力供给的机制出了问题。

　　从数据上看，2005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在1.15亿人左右，在总量上农民工仍然具有无限供给的可能。但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40岁以下的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有6500万人，占56.8%，其中21～30岁的只有700多万人，仅占6.3%。这种情况表明，我国劳动力供求形势今后将面临着总量过剩和结构短缺的双重矛盾。

　　就年龄结构而论，30岁以下的农民工供不应求。近几年来，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平均年龄有逐步上升的趋势，从2001年的27.8岁上升到2004年的28.6岁，30岁以上的农民工所占比重提高了3.8个百分点，也从侧面说明了年轻劳动力短缺的事实。与此同时，农村还有接近5000万40岁以上的剩余劳动力，由于受到的教育较少，又少有一技之长，外出务工难度大。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则不仅城镇的企业发展会出现用工短缺，农业的持续发展也将会面临着严峻考验。

　　再从性别特征来看，外出务工人员中女性大约占1/3，约6800万左右。纺织业、制鞋业、玩具制造、服装加工、电子装配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女工尤其是18～25岁的年轻女工需求最大，而农村这一年龄段的女性劳动力已经基本转移出去。25～30岁的乡村女性劳动力又受到生育周期和家庭因素的影响，转移能力受到限制。农村实际能转移出去的女性剩余劳动力非常少，这就加剧了城镇产业女工短缺的现象。

　　从地域特征来看，2005年，河南、四川、安徽、重庆、湖南、湖北、广西、贵州、江西9省市区的流出人口占跨省流动人口的98%，这种地理分割性显然也加剧了当前的供给短缺。

　　城市化是一个大趋势

　　记者：农民工短缺是否会导致中国劳动力成本全面上升，使很多产业赖以生存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丧失？

　　何宇鹏：就这一问题，我们也提出了一些应对措施。首先，城镇化的制度安排。40岁以上的农民工不断地回流，黄金年龄段的农村女性劳动力无法转移出去，这与目前城镇化的制度安排尤其是户籍制度体系有很大关系。有必要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城市用工制度和城市福利体制，剔除粘附在户籍关系上的各种社会经济差别，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

　　其次，从农村的产业调整来看，40岁以上的剩余劳动力可以通过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农村第三产业，使其在农村实现就业。

　　第三，可以利用产业的升级与转移的契机。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已经开始，规模逐步加大。如果能够制定鼓励政策，促使沿海劳动密集产业向劳动力大省流动，既可促进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又可解决中西部地区的就业问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记者：很多专家认为大量农民工进城是个好事，“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良方”，您怎么看？

　　何宇鹏：城市化是一个大趋势。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我们要让农民工从目前这种候鸟式的来回摆动逐渐过渡到能在城市定居下来。从户籍改革和人口登记来看，以小城镇为突破口的户籍改革已推展到部分中、小城市，全国已有12个省建立了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

　　在居住和安全方面，北京、广州等地或成立了出租屋管理机构，或建立了出租屋契约化管理制度，对出租屋的消防安全和片区治安进行分层管理，降低了安全和治安隐患。

　　社会保障方面则形成了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广东模式”，执行现行城镇社会保险制度，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实行同等缴费、享受同等待遇。第二种是“浙江模式”，在现行城镇社会保险制度框架内，根据农民工的情况实行低门槛进入，低标准享受。第三种是“上海模式”，实行单独的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到2006年年底，全国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的人数分别达到1417万人、2367万人、2537万人。

　　“民工荒”表明农民工

　　供求形势逆转？假相！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白南生

　　“民工荒”表明农民工

　　供求形势逆转？假相！

　　虽已年逾六旬，满头银发，但白南生对中国农民工问题的思考却从来没有停止。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他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民工荒的来临，大部分专家都很乐观，“收入低不够消费，外来务工者节后不回头”。他们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了，之后出现的将是，农民工工资上涨，面对市场的谈判能力将越来越强。

　　三十年，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民工潮”演变为“民工荒”，这一现象已经在沿海地区迅速传播，并愈演愈烈。社会各界对“民工荒”产生的原因各执一词，白南生却认为，事情远非想象中那么简单。

　　农村劳动力没有充分外流

　　记者：“民工荒”是这两年的热门名词，“民工荒”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白南生：民工紧缺现象最初是在2002年的报道中看到的，记忆比较深刻的是，当时《东方早报》的一篇文章“收入低不够消费，杭州五成外来务工者节后不回头”。后来这一消息传到中央，中央曾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农民工是不是缺了，企业发展是不是没有劳动力了。

　　记者：现在全国农民工总数高达1.3亿，沿海、内地企业仍齐齐喊“渴”，是不是有些怪？

　　白南生：有些人认为“民工荒”是因为“知识断裂”，是“结构性缺工”，企业真正所缺的不是“普通农民工”，而是“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技工”；这一现象不过是农民工们的技术素质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不符合“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要求。

　　也有人认为“民工荒”是由于农民工生存环境太差，工资太低，还经常被拖欠工资，权益得不到保障。有了维权意识的农民工们开始说“不”，展开对于现行工资水平、劳动条件、福利待遇和身份歧视的隐性反抗。此外，中央采取扶持农村的政策，取消农业税以后，很多人愿意选择回家务农。

　　还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农村劳动力总量上不够了，青壮年农民工供不应求了，这才导致了“民工荒”。

　　而我认为，“民工荒”并不是总量的问题，而是农村劳动力并没有充分外流。在2001年到2002年安徽省和四川省的农村住户数据中，我们发现不同地方的外出率是不一样的，有的地方几乎没人外出。所以，今天看到的情况是，一方面存在“民工荒”，出现用工紧缺的情况，另一方面，还存在着很多人有必要、有可能外出但并没有出去。

　　农民工外出存在流通障碍

　　记者：有人表示，近年来农民工工资的上涨，农民工供求关系发生了逆转，有专家还认为“刘易斯拐点”出现了，农民工开始供不应求了，农民工谈判能力加强了，您怎么看？

　　白南生：还不能这么乐观。我国目前耕地的总面积不到20亿亩，人均耕地约为1.4亩。而现在农村总劳动力约6亿以上。按上世纪90年代初的技术标准，每个农业劳动力可耕种20亩的土地，我们农村仅需1亿个劳动力，农村劳动力供应充足的事实不可能在短期发生根本改变。

　　目前看来，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存在着流通障碍，这个障碍在相当大程度上是靠各种社会网络来消解的，但是等待这个社会网络的成长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

　　另外，近来工资的上涨并不等于劳动力的供求发生了巨变，因为这里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比如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迅速提高。但这不完全是劳动力供求平衡的反映，所以不能把这种工资的上涨，看作是我们劳动力供求在短期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贫民窟式的城市化

　　不是农民工进城的目标

　　农民工问题研究专家 贺雪峰

　　贫民窟式的城市化

　　不是农民工进城的目标

　　2001年，34岁的贺雪峰成为华中师范大学的教授，被称为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少壮派”。虽被称为“少壮”，但他却不激进。在大多数专家都鼓励农民进城，对城市化“唱好唱快”的时候，他却坚持“保守疗法”。他坚定地认为：“一定要防止目前农村政策中的理想主义情绪，比如以为放开户籍管理、鼓励农民进城就可以提高农民收入，解决农村问题。中国一定不能走很多国家贫民窟式城市化的道路。”

　　在他的构想里面，当城市经济发展，就业机会增多，务工经商收益增加的时候，农民能进城务工经商；而当城市经济不景气，就业减少时，进城农民可以选择回到农村。他告诉记者，他的终极梦想是一幅“农村田园牧歌图”，农民能在绿水蓝天下过着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

　　城市只是进城打工者的一个过场

　　记者：您认为不应该积极鼓励农民工进城，为什么这样讲？

　　贺雪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亿万农民离土离乡，进城务工经商。从当前农民工的总体状况来看，农民工的绝大多数不能在城市获得稳定的就业和收入。他们离不开村庄的生活，他们在城市务工经商，而在农村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在城市赚钱，而在农村实现人生目标。

　　只有少数运气特别好、有特殊技能的农民工，可以在城市获得较为稳定的就业和较高的收入，从而可以在城市完成劳动力再生产，也就是可以在城市体面而有尊严地生活下来。

　　目前的劳动力价格并不足以使大多数农民工在城市完成其劳动力的再生产，这是我们的城市化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记者：进城打工对一个农村家庭的经济状况意味着什么？

　　贺雪峰：目前，进城务工已成为农村家庭货币收入的主要来源，对农村家庭的经济状况有着重要意义。第一，外出务工增加了农村家庭的可支配货币收入，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第二，外出务工使农村家庭处于一种分离状态中，甚至出现两个经济单位，两种消费系统，通常年轻夫妇在外打工，并常年在外生活，享受城市文明，而老年人则在家里种地获得收入，享受田园生活，两种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第三种情形则是上述分离状态的终结，部分农村家庭搬到县城乃至大城市里居住，从而脱离了农村生活，实现了城市化，这部分人是农民工中的佼佼者，所占比重并不是特别大。

　　记者：这些农民工最终能实现由农民变市民的转换吗？

　　贺雪峰：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真正能够在城市安家立业的不超过三成，大部分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需要依托农村来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在农村生育子女、赡养父母，年轻时到城市务工，年老时回村养老。

　　绝大多数进城的打工者是在乡村完成他们人生的循环，城市只是一个过场，他们并没有成为城市的一员，他们的子女也很难成为城市的一员。

　　记者：你认为中国未来城市化的道路有多远，速度有多快？

　　贺雪峰：我们说的城市化，是指可以在城市安居下来的城市化，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张曙光教授认为，城市出现贫民窟不会给政府丢脸，因为贫民窟是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但那种不能让农民在城市安居，也不能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贫民窟式的城市化，不是真正的城市化。

　　目前，拉美地区的城市化率最高，达到75%，拉美的4.98亿人口中，有3.8亿居住在城市，但这3.8亿居住在城市的人口中，超过1/3的人为贫困人口，其中相当部分住在贫民窟中，有2000万人流浪街头。这样的城市化加重了“拉美病”。

　　假如中国经济仍可以像新中国成立以来50年一样平稳发展，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维持过去50年的增长速度，即由1949年的10.6%，到1999年的30.8%，那么到21世纪中叶，中国城市化率将再增加20个百分点，达到50%，那么就有7亿~8亿中国人在城市安居。

　　但不能过高估计中国的城市化率，在第五次人口普查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城市常住的农民工被统计为城市人口，其实这些人并没有完成真正的城市化，每年的春运都一再证明了农民工在城市定居的不可能，以及他们对农村的依赖。

　　户籍制度不是城市化的根本问题

　　记者：那么农民怎样才能过上您说的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

　　贺雪峰：应该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让农民可以在农村安家乐业。当城市经济发展快，就业吸纳能力强，并且劳动报酬相对较高时，就会有更多的农民进城务工经商，而当城市经济发展较慢，收入较低，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还可以回到农村生活。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就是要建设一个让农民出得去、回得来，可以容纳9亿农民在其中完成劳动力再生产，在其中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的社区共同体，从而使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压器”与“蓄水池”。

　　记者：近来有些人热烈地为通过土地制度、按揭贷款制度、户籍制度改革来加快农民进城步伐鼓劲，你怎么看？

　　贺雪峰：站在农民角度和站在中国长期现代化可能遇到困难的角度看，鼓励农民进城的积极城市化战略可能产生严重后果。这不是危言耸听。

　　有一点不能忽视的是，若农民进城不再可逆，农民不再能够从农业中获取他们的另一半收入，他们势必更加依赖城市的就业机会。城市就业机会减少就势必会引起连锁反应。中国事实上也就失去了应对大的危机的能力。最终，就可能严重影响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进程。

　　记者：你认为一味让农民工 “进城”不是个好办法？

　　贺雪峰：通过户籍制度推动城市化的做法和主张历来都备受推崇，但现在我们已经发现，户籍制度并不是城市化的根本问题，开放户籍并不意味着农民工都能进城定居。现在，很多农民反而并不愿意放弃自己在农村的户口和土地，农村的土地及其他财产是他们的保障，当他们在城市里呆不下去的时候，他们就会回到农村。所以，外出务工农民对他们在农村的耕地、宅基地都看得非常重，因为这是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

　　总之，我不看好积极的城市化战略，而主张一种温和的城市化，以真正做到城乡的统筹发展。

　　本版文字/记者杜安娜、肖欢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