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的真相（十）】建议设立“国民基本生活支持账户”
以2010年为例，全部个人所得税为四千多亿，50%的央企利润为五千多亿，两者合计共一万多亿。将这笔钱全部平分给13亿多国民，每人可得到八百多元。
2011年5月，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的一份研究报告，再次将中国税负水平高低的问题摆到公众面前。据说某些人士对此颇为恼火。这种恼火可能有两个方面，一个涉及事实，即对有关宏观税负的具体数字表示异议，另一个涉及理念，即他们有意无意地将高税负看作坏东西。
赋无厚薄唯其宜
认为高税负是坏东西，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这一理念认为，“轻徭薄赋”才是仁政的标志。但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提出一个几乎相反的命题，他说，民主国家的税负高于专制国家。他的意思是，民主意味着高税负。孟德斯鸠给出的理由是，民主国家政治上比较宽和，人民享有的自由比较多，人民能够忍受较重税负；而在专制国家，由于人民处于被奴役状态，如果征收较重的税，人民将不堪忍受，最终起来反抗专制统治。这一命题，受到孟德斯鸠那个时代经验的支持，即在民主的英国，人民的税负远远高于专制的法国。有据可考：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英国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或者说英国人所承担的税负，是法国人的3倍。
显然，中国传统仁政观与孟德斯鸠命题几乎是相反的，这种相反反映了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区别。在传统国家，政府承担的职能简单，不用向老百姓提供什么服务，征收重税当然是暴政；而在现代国家，政府往往要担负非常多的责任，要给民众提供大量服务，当然需要多征税。因此，税负高低之差，相当程度上是国家现代化程度的区别。
19世纪末，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之际，当时的学者也纷纷讨论税负轻重的问题，其中严复的回答最具典型意义。他说，税负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税收到底用在哪里（“赋无厚薄，唯其宜”）。如果税收用来“为民开利源，而使之胜重赋”，就是“适宜”的，税负高点也没什么问题。
如果用美国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对财政职能的说明（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来衡量，严复所谓的“宜”，主要强调的是促进私人经济成长（与资源配置和经济稳定都有点关系），而没有说到收入分配方面。
在严复那个时代，提供基础设施、促进经济成长显然是税收在使用时最先考虑的事情。不过，在已完成工业化并初步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当今中国，用税的重点应该转向收入分配。因此，如果严复活在今天，他不会反对高税负，只是会将“宜”的主要标准定为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
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只要不突破一定限度，税负水平高低本身就不是关键，而关键在于税收要用于改善收入分配，为国民提供基本福利。
讨论中国的税负问题，重点是看政府把从老百姓那里收来的钱用到哪里了，是不是真正用在社会救济、社会养老、医疗保障、公共教育、卫生防疫等福利事业上。如果税收真能用在福利事业上，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税负高一些、福利好一些的中国，也就成为“适宜的”福利国家。
也有人反对福利国家，主张政府越小越好，收税越少越好，基本福利由民众自己提供。20世纪80年代西方福利国家的危机及其福利政策的改革，为这一主张提供了经验支持。可我们看到，福利国家的改革，并没有消灭福利国家本身。几乎所有的现代国家，都依然是重税国家和福利国家。在这些国家，政府税收基本上都在国民收入的三成以上，而财政用于福利支出的比重也占全部支出的60%以上甚至更高。而且从逻辑上来看，既然国家是由公众用税收养活的，政府服务是被公众购买的，那就应该为公众提供福利。福利国家是税收国家的直接后果。
走向福利国家是每个现代国家的宿命。在根本上，这是由现代社会中个人的独立主体地位带来的。因其独立，现代人就孤立地承受现代社会的种种风险。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个人依附于传统的共同体（家族、村社、行会、教区等），缺乏自由和独立，但在遭遇风险时也能获得共同体的庇护尽管不够。随着传统共同体的解体，个人获得了独立，但也因此失去了应对风险的能力。此时只能由国家来承担起原来共同体的职能，用国家整体的力量来保障每一个生命，为个人提供基本福利，分担个人面临的风险。事实上，也只有在国家能够提供基本社会福利、有效化解社会基本风险的前提下，个人才能真正自由和独立。
建立“国民基本生活支持账户”
在今天的中国，一方面由于财力和体制问题，各项社会福利事业欠缺甚多，另一方面民众对税收和各种负担抱怨颇多，其中反响最大的是个人所得税（个税改革竟收到公众23万条意见）和以垄断商品销售或服务收费为形式出现的各种负担。在此我设想一种“国民基本生活支持账户”，用于补充现有的社会福利制度，提高国民福利，同时用来减缓民众对税收和各种负担的抱怨。
“国民基本生活支持账户”的具体设想如下：
该账户的资金来源是，每年全部个人所得税（不再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分成），再加上50%（或更多）的央企利润；
该账户的资金支出方向是，全部平分给全体国民，分配渠道是根据每一个国民的身份证号码建立起来的基本银行账号（比如说通过遍及城乡的邮政储蓄银行来进行）。
这一福利账户由中央政府管理，并通过银行实施，与当前由地方政府提供的诸多福利制度并行。以2010年为例，全部个人所得税为四千多亿（占全部税收收入的6.6%），50%的央企利润为五千多亿，两者合计共一万多亿。将这笔钱全部平分给13亿多国民，每人可得到八百多元。今后随着个人所得税的增加和央企利润的增长（以及划入账户的央企利润份额提高），或者其他资金来源的进入（比如外汇储备和国企股权），每位国民获得的收入将水涨船高地增加。富人同样能够拥有这样的账户，这既是权利上的，因为他们也是中国国民；同时又出于行政成本的考虑，因为要做准确的收入调查和阶层区分，成本太大。
这一“国民基本生活支持账户”的好处颇多。
首先，它提供的资金（加上地方政府提供的福利），将大体保障底层民众的基本生活。
其次，它将大大缓解民众对税收和各项负担的痛苦感。想到交上去的个税还能返回一部分，加油、走高速时所交费用，也能回来一点，心里肯定要比现在好受一些。
再次，政府和央企的形象将大大改善，而政府因此支付的代价并不高，因为个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7%都不到，而央企只是上缴本就该由全民共享的利润的一部分。
最后，中央政府与普通民众之间也能由此建立起直接联系，改变现在普通民众与中央政府几乎不打交道的状况，这将大大增强民众对国家的向心力和支持度。
如果能建立“国民基本生活支持账户”，中国普通民众的税负痛苦感将大大减轻，税收的使用肯定比过去更“宜”一些。
（本文由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供稿）
作者：刘守刚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