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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拒绝求爱遭毁容”事件引发公众反思青少年犯罪的深层次原因——
“树苗”长歪 “园丁”有责
本报记者 曹刚
两个本该在学校受教育的孩子，一个将长期与病痛斗争，另一个将在监狱里成长。近日，“少女拒绝求爱遭毁容”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对赔偿金额、是否早恋等细节，双方各执一词，犯罪嫌疑人所谓“官二代”身份，也招致众多非议。
本报专访全国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安徽徽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孔维钊，透视案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家庭背景与犯罪无必然联系
不可否认，本起故意伤害案件引起强烈反响，与某些特定因素有关。孔维钊认为，如果不是最初的网帖里刻意渲染犯罪嫌疑人“官二代”的背景引发对立情绪，案件不会吸引网友和媒体这么多关注。
“从媒体披露的陶某某父母职务判断，谈不上有权有势的高官。事实上，没必要把目光聚焦在他的家庭背景上，这与犯罪行为并没有必然联系。”孔维钊介绍，自己十多年来接触过多起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家庭背景各异，有的来自普通工人家庭，也有的来自农村。
“案件发生后，给双方家庭带来了极大痛苦，双方都是受害者。儿子犯下大错，害女孩一生，自己也丢了前途，将长期失去自由，陶家父母的心情可想而知。”孔维钊感慨地说，很多犯罪行为只是一念之差。有些孩子从小被父母溺爱，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抗压能力比较弱。“与其怪罪家庭背景，不如多反思教育。有些孩子甚至不知道抢劫是犯罪，接受完审讯后还问：‘警察叔叔，我能不能回家？"
所谓的“官二代”背景引发不少网友质疑：嫌疑人父母在案发后有没有以权谋私，多方周旋，甚至阻碍司法公正。孔维钊分析，目前这种说法并不存在。“从公安机关公布的信息看，陶某某行凶次日被依法刑事拘留，至今一直羁押在合肥市第一看守所。今年2月24日下午，被害人周某到公安局法医门诊验伤。整个办案过程，从程序上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家长、老师共担“园丁”之责
未成年人犯罪是全球性社会问题，有人将其与环境污染、贩毒吸毒并列为世界三大公害。孔维钊不认同，“这是正常的社会现象，远谈不上‘大公害’。”他认为，未成年人分辨是非能力差，引导不善易误入歧途。错误根源，在成人社会。"树苗’之所以在成长中歪斜，是因为缺少及时修剪，错在‘园丁’。”
孔维钊解释，家庭、学校等多方共担“园丁”的责任，一些青少年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主要是因为早期出现不良行为时，“园丁”粗心大意，监管不力，没及时纠偏。“这起恶性案件值得许多家长和老师思考。”
父母有没有和女儿聊过“恋爱这回事”，还是一味回避或严令禁止？有没有开导她如何对待同学追求，又怎样巧妙拒绝，不让对方难堪？有没有教她基本的自我保护技能？有没有告诉她，学校里除了学知识、考高分，还要学习如何与人交往，懂得分辨哪些人可以做朋友？
男孩的父母每周花多少时间和儿子沟通？有没有站在孩子的立场考虑问题，而不是习惯用成年人的思维去代替孩子作决定？有没有因为忙于工作，忽视教育？有没有在不自觉间，用自己的言行给孩子错误的影响？
孔维钊接触未成年人犯罪有10多年，遇到过不少案例，都有相似模式：“忙碌的家长，犯罪的孩子”。“一些家长不善于面对挫折，在工作中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正确的价值观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他说，“看到孩子夜不归宿、不愿沟通时，家长应调整教育方法，而不是一味责怪。”
政府应重视发展矫治机构
“园丁’还包括学校、政府和社会。”孔维钊进一步追问：发现学生遇到感情问题，学校有没有心平气和做个案辅导？有没有给学生起码的理解和尊重？对于有不良行为的孩子，政府和社会有没有提供足够多矫治机构？能不能以平等的目光看待接受矫治的孩子？
孔维钊介绍，有违法或轻微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亟需专业的矫治机构帮助。比如香港的男童院、女童院等，青少年在专业社工的辅导下，接受社群活动训练、个案及小组辅导、参与社区服务，逐渐改过自新。“我国工读学校的作用类似，但目前的生存发展举步维艰。”孔维钊坦言，除上海等少数省市发展较好外，全国工读学校逐年减少，安徽省目前只剩一所。
“这反映出我们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手段的欠缺。社会抱有广泛成见，把工读学校误认为关押少年犯的地方，是‘坏孩子集中营’。家长害怕孩子被贴上不良少年的标签，爱面子，不愿送子女上工读学校。多数工读学校面临招生难、校外延伸教育欠缺等困难。”孔维钊呼吁，政府应重视发展相关矫治机构，配备专业的社会工作人员，及早介入孩子的不良行为，引导他们远离人生歧路。“全社会也要改变观念，工读学校是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转化‘问题学生’的专门学校，并不会使用未成年犯管教所的强制手段。”
保护未成年人不公开审理
身为全国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孔维钊特别强调“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无论是对被害人，还是对犯罪嫌疑人，都应本着尊重的原则，严格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他介绍，2001年4月12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施行。第13条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判决前，审判人员不得向外界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
“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许多媒体在案件被网络曝光后，详细报道犯罪嫌疑人陶某某的身份信息，操作并不规范。”孔维钊直言，由于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发育未成熟，社会阅历有限，从充分体现保护青少年和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应慎重对待未成年人犯罪。“合肥公安机关此前5个月一直没有披露案情，合情合理，否则反而要犯错误。”
同样本着保护原则，孔维钊判断，这起案件不会公开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1条指出，对在开庭审理时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对在开庭审理时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如果有必要公开审理的，必须经过本院院长批准，并且应限制旁听人数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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