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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博物馆，樊建川滔滔不绝。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 摄
7月7日，建川博物馆抗战文物展将在军事博物馆开幕，主题是“为了和平，收藏战争”，展出51件（套）国家一级文物。年近六旬的馆长樊建川，做过知青，当过兵，教过书，1993年为收藏而辞官经商。在预展现场，他背着帆布包，穿着一件军绿色T恤，上面印着四个字“戎马边疆”。樊建川坦承，虽然退役多年，他仍然把自己当做一个兵，这种军人情怀在其个人经历、举手投足间隐约可见。
谈抗战文物展 收藏战争，不是为了仇视日本人
新京报：你在微博上表示，“我们不说话，让文物说话”。这句话如何理解？
樊建川：我一直有一个观念，博物馆不在于你讲解词写得多好，图片选得多好，或者你的视频多好，而是要用每一件文物来说话。文物自身所经历的历史，包括每一个历史细节，它们传达出来的“声音”，比我们所说的更真实，更持久。每一件文物都有不同的声音，有的“说”的是普通话，有的是方言。
比如说，我们将要做汉奸博物馆，你如何征税征钱，把这些钱如何交给日本人，怎么把文物拿给日本人的，怎么给他们情报，这些都由文物来说话。再比如说，有日本人为了试验新发的战刀是否锋利，抓了数名中国战俘，一一砍头来试刀，你拿木头试，可不可以？杀个马什么的都可以吧？他们非要杀人，并且在自己的日记里写着。像日记这样的文物，传达的声音特别大，无可争辩，侵略者的罪行全部呈现出来了。
新京报：在这些展出的文物中，有哪些是你极为珍视的？
樊建川：这就像别人问你，你有多少个孩子，谁好谁坏，喜欢哪一个，这都不好说。但确实有几件文物比较罕见，比如《飞虎图》、丰子恺的画作《胜利之夜》、何香凝的物件、黄埔军校的花名册等等。其中一些我们在自己的博物馆展出时，也只使用复制件。当然，这次展出的，都是原件。丰子恺的画，是我1995年从嘉德拍卖买来的，花了8万多元，当时这个价格已经算比较贵的了。再比如，你看汉奸的礼单，他们送给日本人的不是金银财宝，是文物，是古代佛像。这太令人讨厌了。
新京报：我觉得一提到抗战文物，就可能激起人们的道德热情，妨碍我们理性认识抗战历史。怎么来平衡？
樊建川：我们在这里，就是想达到理性认识历史的一个目的。你说的理性，可能是指这些展览会不会造成对日本人的一种盲目的仇恨，这是我们要清楚表明立场的地方。这次展览里，也会有一些日本老兵的图片。我们主张要理性对待历史，不要简单化、非理性思考日本。我一直有个观点，中国和日本大概有一千年的交流史，其中可能九百年都是好的，只有一百年出问题了。那么我们希望，未来的一千年，至少要有九百年的友好交往，甚至比这时间还要长。这也是我们收藏这些文物的目的，收藏战争，不是为了复仇，或者仇视日本人，不是这样，是为了和平，是要思考我们为什么会被侵略，为什么与日本人相比中国人的伤亡率高得多。
樊建川
1957年生人，四川宜宾人。经历丰富，当过知青、士兵、军校教官、政府官员。1993年为收藏而辞职经商。从事收藏30余年，其藏品种类繁多，抗战、红色年代、地震、民俗四大系列800余万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53件（套）。2005年，在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投资修建了建川博物馆聚落。现任建川博物馆馆长。
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
（下转C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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