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鉴散照
林建刚 文史学者
1940年代，胡适埋首于《水经注》的考据，与学者王重民书信往来不断。在1943年5月30日致王重民的信中，胡适根据宋人笔记中教人做官的四字秘诀，提出了“勤、谨、和、缓”的治学方法，其中尤其强调“和”、“缓”两字。他说：
“和”字，我讲作心平气和，即是“武断”的反面，亦即是“盛气凌人”的反面。进一步看，即是虚心体察，平心考查一切不中吾意的主张，一切反对我或不利于我的事实和证据；抛弃成见，服从证据，舍己从人，和之至也。(杜春和等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76-77页。)
与“心平气和”相对立的是“武断”、“盛气凌人”，也就是所谓的有“火气”、不容忍异己，而且这种“火气”往往打着“正义”的幌子。胡适曾指出一些学人的研究充满了“火气”，1950年代，在给陈之藩的信中就曾写道：
我最佩服的两位近代学者，王国维先生与孟森先生，他们研究史学，曾有很大的成就，但他们晚年写了许多关于“水经注疑案”的文字却不免动了“正谊的火气”，所以都陷入了很幼稚的错误其结果竟至于诬告古人作贼，而自以为是主持“正谊”。毫无真实证据，而自以为是做“考据”！(陈之藩《寂寞的画廊》，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第131页。)
胡适得出做学问要心平气和、谨防“正义的火气”的结论是与自身的经历分不开的。1959年3月，在《容忍与自由》中，胡适曾说：
我在五十年前引用《王制》第四诛，要“杀”《西游记》《封神榜》的作者。那时候我当然没有梦想到十年之后我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就有一些同样“卫道”的正人君子也想引用《王制》的第三诛，要“杀”我和我的朋友们。当年我要“杀”人，后来人要“杀”我，动机是一样的：都只因为动了一点正义的火气，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止庵选编《胡适论社会》，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258页。)
不仅仅是在学术上，在政治、生活中，胡适也主张谨防“正义的火气”。
1946年，胡适回国担任北大校长。鉴于青年普遍左倾的现实，胡适认为这些热血青年动了“正义的火气”，自以为真理在握，追求自由民主，结果可能被各种政治势力利用，成为工具，因此，胡适在1946年北大的开学典礼引用宋人吕祖谦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名言，希望青年学生容忍异己。在1961年10月10日致苏雪林的信中，胡适曾写道：
我在一九四六年北大开学典礼演说，曾引南宋哲人吕祖谦的话作结：“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懂得这八个字深意，就不轻易动“正义的火气”，就不会轻易不容忍别人与我不同的意见了。(《胡适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北京，第296页。)
说到“武断”、“不容忍”，胡适曾提到陈独秀。白话文运动时，当陈独秀认为白话文是世界潮流的时候，陈独秀的做法是：“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1925年11月，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发表了一些“反对苏俄”的文章，一些满怀“革命”理念的狂热的群众火烧了晨报馆，对此，陈独秀轰然叫好。在谈起此事时，陈独秀曾反问胡适：“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
胡适很诧异陈独秀对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的态度。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胡适期望陈独秀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认为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1950年代，面对美苏之间民主与极权两种生活方式的斗争，胡适在给陈之藩的信中再次提到“正义的火气”，认为它可能会导致许多人对苏俄乌托邦的迷恋与好感，胡适写道：
其实现代许多赞成列宁、斯大林那一套的知识分子，他们最吃亏的，我想还是他们对于社会问题某一方面的一点“正义的火气”罢？(陈之藩《寂寞的画廊》，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第131页。)
通过上述事例，我们大体可以明白什么是“正义的火气”。在1961年10月10日致苏雪林的信中，胡适也明确地指出：“"正义的火气"就是自己认定我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的是，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正如胡适在这封信中所说的，“一切专断、武断、不容忍、摧残异己往往都是从"正义的火气"出发的”。(《胡适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北京，第296页。)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自从1988年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的演讲之后，大陆思想界一直在反思近代的激进主义思潮。其实，胡适提出“正义的火气”的这一概念，恰恰是对激进主义的反思，也正是在这种反思中，胡适提出了“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思想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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