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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从警员4214506到司法燃灯者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卫毅
何帆 (图 / 本刊记者 梁辰)
何帆 (图 / 本刊记者 梁辰)

  36岁的何帆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他喜欢背个双肩包,体态圆润,长着娃娃脸,这样的外形不容易分辨年龄,以至于有一次,在地铁里,这位法官被问路的阿姨唤作“小朋友”。

  跟大部分机关人员一样,何帆清晨一到办公室就要处理各种各样的文件。他很忙,在下午下班和晚上加班之间,抽出了晚饭时间跟我交谈。

  当我问他这些年一共出版了多少本译作时,他说,“这得数一数。”他拿起赠我的新译著,对着译者介绍算了一下。“2008年到现在,一共出版了9本。”这是一个惊人的译介数字。考虑到他在最高法院承担的繁重公务,简直可以用“叹为观止”来形容。

  与许多从事人文社科领域研究的人一样,本科学经济学的何帆不喜欢数学,在考研时,他改选了法学。“学经济学的人喜欢通过数字解释社会现象,但中国还不是一个完全用制度治理的国家,无法通过经济学模型打造一个理想模式。相比之下,法律似乎更有用武之地。”

  改换门庭的考研之路,并非一路坦途。第一次考研,他没能考上。机缘巧合,他进入武汉市公安局,成为一名警察。因工作需要,他被下派到巡逻民警处锻炼。一年后,他调入经济犯罪侦查处工作,同时如愿考上法学院,在职攻读硕士。2006年,何帆博士毕业,进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他做过刑事审判,后来就职于司法改革办公室,工作之余,偶尔从事法政作品著译。

  译介工作让他找到了一种相对合适的表达方式。他有一个习惯,每翻译完一本书,都会很认真地写一篇译者导言,介绍这本书的作者、内容,以及与当下中国的关联和意义。在众多译者导言中,他认为最能体现其思想的是他为《美国最高法院通识读本》一书撰写的导言。

  “化繁为简地传播常识,与呈现事物本身的复杂和纠结,其实并不对立。相反,复杂本身亦是常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问题上,林达老师有一段话深合我心,她说:‘在介绍美国时,切忌走向简化的颂扬。偏颇的介绍不利交流,反而可能引出幻想,容易在环境破灭后走向另一个极端,难以冷静客观地剖析对方国家发展中的各类复杂因素。这绝非交流之道。’在她看来,介绍同一个理念和制度,需要考虑它在不同时间、条件、地点下遭遇的不同困境,强调制度在历史发展和现实运作中的复杂性。”而这篇导言的题目“传播通识,呈现复杂”,正是何帆对自己译介工作的定位。

  何帆送给我两本书,除了《美国最高法院通识读本》,还有一本《五位首席大法官》。他翻译的题材,以美国最高法院居多。但他在《五位首席大法官》的导言中写道:“如果总是局限于一种题材,读者会审美疲劳,译者也难免陷入知识结构的窠臼。《五首席》是我翻译的第7本美国最高法院题材著作,如果没有意外,也将是最后一本。”

  新题材的翻译作品很快会面市。他手头正在翻译的是《十二怒汉》的剧本。电影《十二怒汉》在电影史和法律史上都具有其经典性。“有人说,《十二怒汉》体现了美国陪审团的靠谱,避免了一起冤案的发生。我倒觉得,《十二怒汉》体现了陪审团的不靠谱,因为在影片中,主人公之所以力挽狂澜,靠得是一系列小概率事件。”

  同样的,何帆打算在《十二怒汉》剧本前附上一篇译者导言,系统梳理英美陪审团制度的历史。“我想借助这个剧本,谈一谈中国究竟适不适合搞陪审团,具不具备搞陪审团的土壤。”

  今年元旦,何帆开通了微信公号“法影斑斓”,“用于推广新知共识,分享书情影讯。”传播法律通识,是他所乐意为之的事情。

  通过翻译探讨现实

  工作这么忙,为什么还能翻译这么多书?时间都是怎么安排的?—这是许多人对何帆提出的问题。“我在微信上做过一个统一答复。我要是想敷衍你,完全可以说自己是统筹规划,合理安排时间,但事实并非如此。其实,适应一项工作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浸泡久了,速度自然会上去。我刚开始翻译美国司法著作时,主要是和两种‘不自信’做斗争。一种‘不自信’是把英文转化成中文的能力。另一种‘不自信’是对相关制度的了解程度。我最开始翻译《九人》的时候,原文有一句话的意思是‘加快死刑案件的审理进度’,我望文生义,直接译成了‘加大强制执行力度’。根本就是两码事,却被我混为一谈。别人那是专门针对死刑案件谈的,我扯到‘执行’去了。所以,如果你不了解别人语言的背景,挺简单的一些词,就容易翻错。刚起步时,两三百个字,要花上一天的时间去琢磨。这些年一本本翻下来,知识背景都很了解,字词含义也很熟悉,所以翻译速度也在加快,就是工作越来越忙,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越来越少。”

  近年来,许多学者乐于做美国常识的译介。“在那个时代,为了更便于大家理解,有些呈现和介绍是比较单向度的,突出美国某一方面,比如自由派的一面。但美国其实是很多元化的国度,结果有人到美国一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便又去否定早期启蒙的努力。我觉得,这是挺可惜的。”

  《九人》是何帆翻译的第一部关于美国最高法院的作品,作者杰弗里·图宾是倾向于奥巴马的自由派。“我写译者导言的时候,可能是受他的影响,也有点儿偏自由派。但后来认真阅读了最高法院一些判决,发现不能简单去看这个问题。有人说,美国是9个大法官说了算的国度,老百姓都很尊重大法官。其实也不全是这样,对这9个人也有很多批评。保守派会批评自由派的法官,自由派会批评保守派的法官。每个人基于自己的价值观会得出不同的判断。一个人反对死刑,也可能支持堕胎。他会认为堕胎是妇女的自由选择。在他眼中,胎儿不是生命。反对死刑是因为一个人没有剥夺另一个人生命的权力。有的人要么把美国大夸一通,希望全盘照搬。有的人则把美国批得一钱不值,这都不科学。无论赞美一个制度或贬低一个制度,你首先得充分了解它,否则赞美和贬低都是廉价的。”

  何帆翻译的著作中,以《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最广为人知。“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这句被印在封面上的话,最早因为一位媒体人的引用而广为人知。这句话来自于法国《费加罗报》的报头。此书翻译完之后,封面设计久久定不下来。在美编的图库里,何帆发现了一张众人读报的图片,其中一位叼着烟的先生,手中展开的正是《费加罗报》。

  何帆认为,许多人更关注这本书前2/3关于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内容,而对后1/3有所忽略。后1/3强调的是,我们该如何定义和对待“公众人物”,如何避免新闻监督变成了侵犯公民隐私的工具。“美国法官之所以降低对‘公众人物’名誉权、隐私权的保护规格,是因为‘公众人物’主要是政府官员,允许人民批评‘公众人物’,更有利于推动公众、媒体‘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可在我国一些法官手中,相关概念更多成为装饰判决书的‘西式甜点’。当原告是手握实权的政府官员时,舶来理论就不见踪影了。”

  在中国的书店里,缺乏本土作者传播法律通识的原创作品。许多人具备深入浅出说理的能力,但这样的题材容易跟政治挂钩,一不小心就敏感了。何帆在翻译法律题材作品之外,也小心翼翼地写一些东西。比如,《我们该如何谈论死刑》。“我自己审理过一些死刑案,但我不太说这些事。有一句话叫“判决之外,法官无语”,你把判决书写好,把道理说好,之后就不要再多说。”

  “判决一个人死刑的话,会不会有心理负担?”我问何帆。

  “如果有心理负担的话,那说明这个人不该死。如果你觉得这个人不该死,又判他死刑,那就有问题了。”何帆答道。

  “关于堕胎的书,关于持枪权的书,美国人会非常感兴趣,但在中国,没人会关心这些问题,没什么好谈的。” 死刑、言论自由、公众人物的隐私、沉默权等等,和中国现实更密切,这也是何帆在译介外国作品的时候有意识的选择—通过翻译对中国现实问题进行探讨。

  法官能做什么?

  2012年5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的斯蒂芬·布雷耶大法官来华,在清华大学法学院进行了一次讲座。何帆作为布雷耶所著《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一书的译者应邀参加。事后,他把讲座视频配上字幕,传到视频网站。出乎意料,这个视频大受欢迎,在微博上被转发超过万次。他也因此意识到,司法文化被传播的重要性和可能性。

  C-SPAN是美国的一家非营利电视台。2009年,C-SPAN拍摄纪录片《最高法院》时,提出采访美国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出人意料的是,大法官们全部同意接受采访。此纪录片的话题涵盖美国最高法院的职能、传统和规则,大法官们面对镜头阐述了自己的司法理念、行事风格与个人偏好。访谈被集结成册—《谁来守护公正: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访谈录》。何帆翻译了这本书。“译完此书,最令我感慨的,是大法官们在访谈中流露出的焦虑和担忧:当司法权威逐渐变弱、司法公信受到怀疑时,如何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法院的工作、理解法官的职责,进而明白司法独立的重要性,成为‘大法官说了算’体制的坚定拥趸。面对隐忧,大法官们没有选择继续在‘神坛’上布道,而是离开‘大理石神殿’,走进中学、大学校园或媒体演播室,用最平实、浅显、诚恳的语言向人民宣讲:在最高法院这条‘流水线’上,作为最终产品的‘公正判决’是如何生产出来的?一个拥有3亿多国民、上千枚核弹的超级大国,司法公正为何交由9个人守护?人民又凭什么信任这9个人的司法能力和职业操守?在此过程中,美国人民也见证了这些守护公正者的法治信仰和人格魅力。”

  法院是干什么的,法官是干什么的?—这个问题对于中国民众来说,其陌生程度并不比美国人低。

  前段时间,国内有一次“最美基层法官”的评选,何帆从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当然,许多基层法官非常可爱非常辛苦,但这种评选应该是多元化的,应该突出法官不同层面的品质。很多地方评选出来的法官,不是卧病在床,就是过家门而不入,面临各种困境。网上有法官调侃说,这不是选最美法官,是选最惨法官。”玩笑归玩笑,大家担心的是,这样“比惨”的评选会让老百姓更不敬畏法官这一职业。“法官看上去都是底层屌丝,同行看了内心悲凉,学生看到了,觉得当法官没前途,不如挣大钱去。”

  何帆认为,我们对于司法文化的公共传播还很欠缺。而对于翻译这种方式,除了信达雅之外,还得具备专业性、将外语转化成母语的修辞能力、好奇心,甚至是奉献精神。翻译是一份收入很低的工作,每千字翻译稿酬在70元到100元之间。“而且,翻译作品并不算作学术成果。”何帆尊重那些老一辈翻译家,并以此为榜样。“他们那一代翻译家,许多人都是大学问家。”

  何帆主编过大法官传记译丛。“我们年轻的时候,缺乏一种指引,所以我后来组织翻译了一些法官的传记,希望给年轻人参照。”他计划中的收官之作是翻译美国法官勒尼德·汉德的传记。“版权早就买下来了,七百多页,是个浩大的工程。这本书既是一部文学作品,也是一部很好的专业作品,被称为美国司法史上的《战争与和平》。我很崇拜他,他是真正的‘技术流’,不受意识形态的约束,对法律、对社会、对自己内心的良知更负责。”

  忍一忍就过去了

  这些年,何帆因为翻译收获了名声,也引来一些非议。比如说,有人认为他没什么创作能力,只懂翻译;只懂美国,不懂中国。

  最近,何帆在微信公号上发了一篇文章《最高人民法院史—时间开始了》引起了广泛关注。为什么写这个?“你们既然说我只懂美国,我就去采访一些退休老法官,核对当年的一些资料,然后整理出来给大家看看。我的本职工作就是司法改革,但越是如此,越不能随便讨论中国司法的问题,我不是不懂,只是不方便写。”

  在体制内,翻译带来的名声,不见得全是正面作用。“一个体制内的法官,开公微、搞翻译,肯定有人说闲话,这都是很难避免的。但我觉得,人活在这个世上,不要有太多束缚,有些事该做就做。”

  何帆说,自己身边许多法官都有理想主义,有情怀,体制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么铁板一块,警察行业也是一样。“在读书方面,对我启蒙最大的两个人都是警察。”

  1999年,当巡警的那一年,何帆跟一位北大中文系毕业的警察一起租房。那位警察的书高高地堆在床边,垒成一座书墙,晚上经常听到轰隆巨响,是因为书墙倒了,把那位老兄埋在书堆里。“我从他那里看到王力、汪曾祺、钱理群等老一辈人写的东西,获益匪浅。后来我在万圣书园选书,偶然看到钱理群先生,像个小粉丝一样冲过去要签名。”还有一位警察同事,带何帆去武汉三镇到处找《方法》杂志。“读了《方法》,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不同思想碰撞的平台。”

  许多年之后,何帆翻译完《九人》,在序言里写道:“我想把这本译著,献给一名警员编号曾经为4214506的武汉警察。”有的读者看到这句话,在网上问他,这位警察是你的好朋友吗?还有人问,这位同志是牺牲了吗?

  1999年,何帆在武汉当巡警,经常三班倒。最痛苦的一个班,是晚上12点半上班,凌晨3点50下班。他不知道自己会做多久巡警。一年?两年?还是更久?“实际上,当时跟我一起进公安局的人中,有的现在还是巡警。”

  何帆是因为没考上研究生才当了警察,而且,当时的女朋友也分了。某个冬天的晚上,到了3点半,快下班了。突然,有人报警,一辆外地的大卡车,装了一车橘子,在一个路口翻车了。

  接到报警的何帆去往现场。司机是个年轻人,受了点伤,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旁边是一些跃跃欲试想抢橘子的路人。“我挎着枪站在那里,等交警来了,才能走,但交警死活不来,我都快疯了。”12月的武汉,寒风刮得像刀子一样。

  “当时觉得真是凄凉,不知道未来会是怎样。”何帆说,“学经济学的同学大都去了银行和证券公司,我当了警察,还是巡警,当巡警也就罢了,还不是跟犯罪分子搏斗,大冬天的凌晨3点钟,看着一车橘子。”当时他的警察编号就是:4214506。

  一年之后,何帆考上了研究生,几年之后,他读了博士,进入最高法院工作。有人问他,给某个时候的自己说一段话,你愿意回到什么时候去?“我说,我想回到守橘子那个场景,拍拍那哥们的肩膀说,忍一忍就过去了。”

  说到这儿,他笑了,一切都已过去。现在他更愿意朝着“燃灯者”的方向努力,这也是他自创的翻译丛书的名字。扉页上印着一句话:“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燃亮灯火。” (完)

  十问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何帆:

  满意。如果有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会更好。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何帆:

  苦难、波折兼而有之,总觉得他们是被辜负的一代。完全理解。

  人物周刊:对自己的下一代,你有什么期待?

  何帆:

  平安、健康。心智健全,人格独立。

  人物周刊: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

  何帆:

  会越来越重要,会推动这个社会向前走。

  人物周刊:同龄人中,你最欣赏谁?为什么?

  何帆:

  最欣赏许多坚守在审判一线的青年法官,虽然待遇不高,误解不少,压力很大,但大家基于共同的法律信仰,从事着自己热爱的事业。

  人物周刊:责任、权利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个?

  何帆:

  过去更看重个人自由,过了35岁,越来越觉得责任更重要。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

  何帆:

  其实很难挑出这样一个“最”。30岁后,很难再有书或电影有那么大的力量。

  人物周刊:较为珍视的自己的一个品质是?最想改进的一个缺点是?

  何帆:

  坦诚,有一说一。缺点是太好吃,一遇美食就走不动。

  人物周刊:最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哪方面?又最愿意将之花在哪方面?

  何帆:

  最怕无聊、无趣、无意义的会议。逛书店与读好书是最适合打发时间的活动。

  人物周刊:现在的你,还有哪些不安和担忧?

  何帆:

  阳光、空气、水和食物,每一样都让人不放心。孩子们将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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