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黑恶势力146份样本：3成村官参与涉黑

农村涉黑真相。 （何籽/图）

　　78%的涉黑样本村官垄断行业或市场

　　不管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自己做村干部，还是村干部利用黑社会性质组织控制农村，他们一方面通过暴力和贿选的手段获得农村政治的控制权。另一方面，等黑恶势力上台后，再利用垄断、职务侵占甚至开设黄赌毒场所来回馈黑社会性质组织。

　　从样本中的涉黑内容来看，农村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要敛财手段是垄断某行业或某区域市场，涉及78%的涉黑村官；80%的涉黑村官参与敲诈勒索；31%的涉黑村官抢占农民土地和开设赌场牟利；19%的涉黑村官涉及贪污或职务侵占；12%的涉黑村官涉及非法开采当地资源；甚至还有10%和7%的涉黑村官分别组织、保护卖淫和制作、贩卖毒品。

　　黑恶势力不仅可以用暴力手段控制村委会，还以上访来逼迫村支书下台。河南商丘虞城县宋集乡马店村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了掌控村委会，其头目马明辉便带着骨干分子到商丘市睢阳区检察院举报村支书刘某的贪污问题。但是刘某的问题并未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为了逼迫检察院追究刘某的刑事责任，马明辉等人先后到多地打条幅上访。

　　广州市荔湾区石围塘街山村有8名村干部参加同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其中有三任村支书。这个黑社会性质组织是围绕南方茶叶市场建立的，该市场是全国最大的茶叶专业批发市场和集散地。

　　这个阵容庞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打着为村民谋福利的幌子，用暴力手段获得了南方茶叶市场及周边市场的管理权并垄断了茶叶搬运业务。之后，该组织开始抬高搬运费。违法所得被用于支持该黑社会组织的生存，这些钱还被用来支付组织成员被公安机关羁押的“安家”费、伤害他人的“补偿费”等。

　　盘踞在南方茶叶市场的这个黑社会性质组织，存活了16年，历任三届村支书都纷纷参与涉黑。2013年8月，这个黑恶势力团伙被广州警方捣毁。

　　长期被黑社会性质组织控制的农村，还有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鸭园镇向阳村。自1992年以来，向阳村的村主任王平以向阳村村委会及其虚报注册资本成立的嘉丰药业公司为依托，以其家族成员及原向阳村村委会副书记牟志勇、社会闲散人员为骨干成员，形成了人数较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在向阳村，王平私设公堂，利用黑恶势力管理村务。法院审理查明，1992年秋，向阳村村民王刚志家柴禾堆被点燃，村干部王平怀疑是该村村民唐家和、李俊杰二人所为。两人被带到村部，在刑讯逼供下，被迫承认纵火，交了罚款后才被放回。2000年，王平采用威胁等暴力手段，以市场价四分之一的价格从村民手中购得落地松6万多株。

　　除了强迫交易，王平最主要的敛财手段是依靠村主任的身份贪污。在1999年至2003年之间，王平通过村主任的身份以各种名义侵占集体财产一百多万。

　　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凤江镇阳夏乡巷口埔村，有村支书参与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不仅在镇上开设赌场放高利贷，还垄断了全镇的盐业销售。

　　2010年5月，村支书和弟弟两人非法获得了凤江镇食盐代理点资格。之后，他们指使组织成员持枪在镇上的道路上殴打、扣押运盐经过的相关人员。最终，迫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淫威，卖盐的小贩都退出了盐业市场。

　　资源抢夺型涉黑占35%

　　从样本来看，村官参与涉黑最早的案例出现在1992年。样本中村官涉黑的农村主要分布在沿海、城郊或是矿产、人文资源丰富的地区。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涉黑的村子中资源型涉黑占35%，属于城郊或沿海的区位型涉黑占55%，当然这两者也有一定的交叉。

　　对于那些既没有资源优势又没有区位优势的村子，村官涉黑也并非无利可图。样本显示这类村官参与涉黑的农村占17.5%的比例，他们涉黑是为了抢占一系列的惠民工程或成立商业组织套取国家下乡的项目款。

　　村官参与的农村黑社会性质组织几乎都是“靠山吃山、靠地吃地”。还有福建、河南、广东多地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成立仅仅是为了垄断沙县小吃的原料供应。

　　北京市密云县河南寨镇平头村，地处潮白河岸边，与怀柔区、顺义区交界，拥有非常丰富和优质的砂石资源。为了垄断该地区的采砂权，平头村的村支书王晓雷与竞争者发生纠纷。双方约定以武力决定胜负。为了应战，村支书王晓雷派出二十多人，分别持镐把等凶器驾驶多台车辆赶到约定地点，用车撞击对方的轿车，接着用镐把、铁管、砍刀猛砸乱砍。最终，对方被吓跑，王晓雷取得了砂石的控制权。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发现，利益是农村村官涉黑的主要动力。他也把农村以二八开分为了两大类：即有资源的村庄（不足20%）和没有资源的村庄（占80%以上）。有资源的村庄又可进一步划分为拥有煤炭、水利等公共资源的村庄和城郊或者沿海发达地区拥有土地资源的村庄。

　　在拥有公共资源的村庄，为了争夺公共资源，各种力量就会介入。“因为有利益，带有黑社会色彩的力量通过进入村干部这个渠道获得公共资源，或者村干部为了获得公共资源，最后涉黑，这种情况就比较普遍。”贺雪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而土地资源型的村庄利益更大。村干部有机会深度掌控农村非农集体土地的管理权，城市要征地就要和农民谈判，村干部就是很重要的中介人。因为涉及的利益无比巨大，就引起各方对这种利益的争夺。

　　贺雪峰还发现，有些村干部涉黑也很无奈。面对钉子户，村干部的工作很难做，有时候就会动用黑社会性质组织，用威胁或者暴力的方式把地征过来。

　　“快速的土地城市化的过程，产生了巨大的土地增值收益，其中又涉及一些灰色地带，黑社会性质组织就有加入的空间。”贺认为，这种类型的村官涉黑和法治没有关系，“只是和突然出现的巨大的利益有关系”。

　　事实上，也并非所有的村官会为了利益涉黑贿选。2013年，贺雪峰的团队在浙江绍兴一个拥有4家上市公司的镇上调研。这个经济强镇，村干部真正涉黑的却很少。“比例不超过一成。但是贿选就比较严重，几乎100%都是贿选。”贺雪峰认为，这个镇上村官贿选并非是有利益上的诉求，“他希望通过选举当上村干部再当选人大代表，增加他在政治上的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