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夫陡然入冬 调侃：批球场最多的官是村支书

根据国家发改委等十一部委《关于落实高尔夫球场清理整治措施的通知》，广州萨尔斯堡高尔夫球场被列入取缔清单。2015年4月1日，这家已经停业的球场里，草坪已开始种上树苗，大门口则放置着取缔通知，禁止外来人员进入。

2015年3月30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了66家全国各地已取缔高尔夫球场的名单。

2014年5月，北京朝阳区金盏乡一高尔夫球场因占用耕地等违法行为被国家发改委和国土资源部联名通报，并进行了拆除。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一片玉米地，也是一个羊圈。

对违规建设高尔夫球场的严厉整顿正在进行，图为北京海淀区一家高尔夫球练习场正在被拆除，用来撑网的铁架已被放倒。

　　2004年国务院发布全面叫停令后，高尔夫运动却奇怪地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黄金十年。但现在，这个行业遭遇了进入中国数十年来最难受的寒冬。

　　从前那种眼睛向上看，指望向有钱人卖会员卡的日子结束了；这个行业真正的机会，在于让其回归体育运动的本质。

　　“当事人：上海国际高尔夫球乡村俱乐部有限公司……本机关现责令你单位于2015年5月31日前对上述高尔夫球场项目予以拆除……”

　　2015年4月14日，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政府出具的一则通知，在一个拥有500名成员的中国高尔夫球行业从业者微信群里，又一次引起众多行业高管的“哀叹”：“上海国际高尔夫是1990年就成立了的球场啊，连它都躲不过去，这个‘冬天’真难熬。”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这样的“哀叹”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实际上，从2014年7月开始，以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等11个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落实高尔夫球场清理整治措施的通知》为标志，中国高尔夫球第一次真正遭遇了行业“寒冬”。

　　业内较为认可的《朝向白皮书—中国高尔夫行业报告》2014年度数据显示：2014年里，中国有超过76家高尔夫设施（折合约77个18洞标准高尔夫球场）停止营业；全年总打球轮次1190万轮次，较2013年下降了2.1%；高尔夫核心人口（每年至少下场打球8次）41万人，较2013年下降3.3%。

　　停业球场数量之多，为2009年这一白皮书开始发布以来之最；总打球轮次与高尔夫核心人口数，则是首次出现下降。

　　而北京、深圳、广州等地的数家高尔夫球场管理层人士，均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到他们球场打球的人减少了两三成，2015年以来下降幅度仍在拉大。

　　“更让我痛心的是，高尔夫球行业的名声被丑化，乃至有些被‘妖魔化’了。原来以为自己从事的是‘高、大、上’的职业，现在怎么有些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一家广东高尔夫球会的总经理，更是这样表述“委屈”。

　　中国高尔夫球业，为什么会走到这样的境地？这个本质上是“体育运动”的行业，其前景将会如何？

　　最大力度的整治

　　“现在用谈‘高球’色变，避‘高球’之唯恐不及来形容我们，一点都不夸张。”一位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这一轮整治，起源于2014年7月，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等11个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落实高尔夫球场清理整治措施的通知》。

　　这份文件是对2011年4月11日十一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全国高尔夫球场综合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的“落实”，使之有了更具体的措施和明确的时间表。

　　新的文件，将全国各地高尔夫球场，按照取缔、退出、撤销、整改四类要求进行处理；并明确取缔类球场的完成时间表是2014年12月31日；退出和整改工作则都必须在2015年6月30日前完成。

　　2015年3月30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了66家全国各地已取缔高尔夫球场的名单。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在此前后，不在66家名单之内的球场，也有多家收到了要求其退出、整改的指令。

　　多位业内人士估计，总共关闭的球场，会在120家左右。“这次真的不同以往，这是‘十八大’以来反腐的大势所趋，也是保证中央政令畅达的需要。”

　　地方的禁令更为明确：2014年12月9日，广东省纪委监察厅下发《关于严禁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违规打高尔夫球的通知》，对现职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违规打高尔夫球作出了“九个不准”规定。

　　“我见过的官员，有深圳的，有广东其他地方的，有从北京来的。已经落马的一些官员，之前也都是常客”深圳沙河高尔夫球场一位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往年球场的常客里，的确有不少官员，他们来打球，身边往往跟着四五个企业家，这是一个生态链，“从2014年底开始，来打球的官员，基本上没有了，那些跟着的企业家，也就打得少了。”

　　广东一位银行业高管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高尔夫是其近年来最喜欢的运动，往常每一两周都要打一次，而今年以来一次也没去过。“其实我是真心锻炼，也是自己掏钱打，但被人看见说不清楚，还是不去算了。”

　　在中国独特的政商环境中，高尔夫曾经发挥过微妙的作用，而现在，由此而来的“禁令”还在发酵。

　　2015年3月31日，商务部通报，“商务部合作司司长王沈阳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参加企业安排的打高尔夫球等活动，已构成违纪。驻商务部纪检组决定对其立案调查。”

　　4月29日，商务部再次通报，免去王沈阳的合作司司长职务。

　　此事震动一时。一位商务部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称，虽然王沈阳的问题并不止于接受企业安排打高尔夫球这样简单，但“现在用谈‘高球’色变，避‘高球’之唯恐不及来形容我们，一点都不夸张。”

　　“我们反对利用高尔夫球来进行腐败，但腐败不是高尔夫球的产物，其他非法利益输送的方式和手段，远远多于安排打高尔夫球、送高尔夫会员卡。”数位高尔夫球行业的管理者如此表示，“不应该给高尔夫球贴上这样的标签。”

　　2004年1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的通知》，用5个“一律”，全面叫停。但此后至今十年间，中国新增了五百多家球场。

　　高尔夫球的起源，最流行的说法，始于苏格兰牧羊人在草地上的游戏。

　　1896年，在上海，第一家高尔夫球俱乐部成立，象征着这项运动正式进入中国。1984年，香港知名商人霍英东、郑裕彤等投资兴建了广东中山温泉高尔夫俱乐部，则是当代意义上中国高尔夫产业的起步。

　　北京环球奥世高尔夫球场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段小春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综观前30年的中国高尔夫发展史，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1984-1994年是起步，10年间全国只建造了十多家球场；1995-2014年，这20年里平均每年新建三十多家球场，目前全国约有六百多家。

　　而在国家政策层面，则分为三个时期：1993年之前，鼓励发展；1994-2003年，限制发展；2004年迄今，为禁止发展时期。

　　2004年1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的通知》，用5个“一律”（“一律不得新批”“一律停止建设”“一律不许动工建设”“一律暂停办理供地和开工批准手续”和“一律停止开工”），全面叫停。

　　同年2月26日，时任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在国新办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在2004年1月之前，国土资源部总共只审批了10个高尔夫球场建设项目。

　　而到2003年末，中国的高尔夫球场已经有一百多家，这意味着，彼时大多数球场的合规性存在疑问。

　　随后的时间里，国家部委又陆续出台数项禁令。然而，从2004年国务院全面叫停令至2014年，这十年间，中国的高尔夫球场又从100多家增加到了六百多家，每年平均新增四十余家。

　　“过去10年，国家对高尔夫球场虽禁令频发，事实上却是发展的‘黄金十年’。”一位曾在北京、江苏等地高尔夫球会担任高管的人士这样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来自房地产和地方政府的助力

　　大多数高尔夫球场的业主，即是房地产公司；大多数知名地产商，均涉足了高尔夫球场项目。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何莽，多年专注于高尔夫球行业和产业研究，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以国务院办公厅名义下发的禁令，被拖十多年没有落实，“与政策自身有关。因为十年前的禁令并未给出执行细则，同时，既忽视了强劲的高尔夫市场需求，也未顾及各地各级政府的合理利益诉求。”

　　何莽说，中央政府虽明令禁止，但部分地方政府因经济发展或城市形象需要暗中支持；国土建设规划部门虽不予审批，但文化体育旅游部门则可能变相鼓励。这导致高尔夫项目审批与查处的政策，在不同层级的政府间上下不一致，在同层级政府间部门不一致，加上查处力度上时紧时松产生时间上前后不一致，这三个“不一致”皆为高尔夫项目发展提供了“政策空间”。

　　段小春等数位高尔夫球从业者则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富裕群体和中产阶级人数的日益增多，对包括高尔夫球等在内的中高端体育娱乐活动的需求自然增长，如日韩等国家的经验也类似。

　　同时，中国房地产业，在过去十几年的兴盛，更给高尔夫球业发展极大助力。

　　“从2001年之后，新修的高尔夫球场，有大约90%是以房地产项目为支撑的，”段小春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一个标准18洞球场，如果不包括会所建设，投资是几千万元到三五亿元不等。但高尔夫球场能够给房地产项目提高20%-30%的售价；部分地产项目，高尔夫球场还是主要卖点，比如一些项目的名字就叫××高尔夫小区、××高尔夫花园。”

　　可为佐证的是，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亦发现，许多高尔夫球场的业主即是房地产公司；同时，大多数知名地产商，均涉足高尔夫球场项目，在其公司架构里设有专门的高尔夫球事业部。

　　而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除了能从房地产业的繁荣中直接受益外，高尔夫球场的存在，一定意义上，也确有提升城市形象，促进招商引资带动就业的正面作用。

　　“中国的高尔夫球场，多建于比较偏远的地方。要修球场，需要在当地先修路，需要租村民的土地—当然‘以租代征’的方式，合法性上有疑义。我们每年给村民付的土地租金，肯定要高于种地的收入；我们还要采购当地的农产品，要有偿使用村民们的劳动力，一个球场需要的员工，算上球童得两三百人。这些好处看得见摸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