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超15名官员因高尔夫被查 有人乘飞机去打球

　　一个尴尬的现实是，一些官员因为“变了味儿”的高尔夫被查。其中，既有国家部委的司长，也有地方规划局局长，甚至还有年收入百万元的国企高管

　　编辑整理 法治周末记者 潘琦

　　法治周末实习生 顾玥

　　3月31日，商务部网站发布消息称，商务部合作司司长王沈阳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参加企业安排的打高尔夫球等活动，已构成违纪。驻商务部纪检组决定对其立案调查。

　　这是自2012年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第二位“栽”在高尔夫上的司长。

　　2013年12月，中纪委通报10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交通部综合规划司司长孙国庆即因用公款打高尔夫球、公款旅游，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一直以来，高尔夫因其高昂的成本和独特的魅力而被冠以“贵族运动”的称号。但一个尴尬的现实是，一些官员却因为“变了味儿”的高尔夫而受到处分甚至沦为阶下囚。

　　10年超15名官员因高尔夫被查

　　法治周末记者梳理公开报道发现，近十年来，有超过15名官员因高尔夫被查，这些官员多身居握有实权的职能部门，既有国家部委的司长，也有地方规划局局长，甚至还有年收入百万元的国企高管。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即是因喜爱高尔夫落马的典型代表。

　　2007年5月，郝和平因受贿罪、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相关资料显示，郝和平受贿总额接近100万元，其中受贿的3张高尔夫会员卡的价值就超过50万元。

　　和很多贪官不同，郝和平生活低调朴素，工作也踏实认真。据媒体报道，在药监局，郝和平是一位“极为平易近人”的司长。其“穿着朴素、热衷于学术研究，主持编写了多部图书”。此外，郝和平还在首都医科大学兼任硕士生导师。

　　但就是这样一位司长，却倒在个人爱好上。据郝和平自己透露，他自1999年就迷上了高尔夫球，“一到星期天不打球浑身难受”。

　　相关报道还称，郝和平不但像打出租车一样乘飞机到全国各地去打高尔夫，更是专门找最高档的球场去打球。为此他还经常询问他的球友哪里的球场最好，只要发现一家他满意的球场，他就会找求他审批的医疗器械公司老总们要一张会员卡。

　　无独有偶，2013年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的深圳市南山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韩江同样如此。

　　据报道，最初韩江被传出调查的消息后，与其共事的很多同事都很诧异，因为他们印象里的韩江很简朴，早餐一般在摊位解决，工作勤勤恳恳，每天八点半准时来办公室，周末还加班加点。

　　相关报道称，熟悉韩江的人都知道，韩江很喜欢打高尔夫球，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其中。韩江受贿总额近600万元，其中最大一笔200万元贿款被用来办理高尔夫会员卡——其中仅给自己办卡就花了185万元。

　　不过，和上述两人相比，湖南省长沙市规划局原副局长顾湘陵要“更胜一筹”。2011年7月，顾湘陵因涉嫌受贿被捕，相关资料显示，顾湘陵涉嫌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总金额达到了7000余万元。

　　据知情人士介绍，顾湘陵有6个情人，平日特别迷恋打高尔夫球，基本上全国的高尔夫球场，都出现过他的身影。长沙房产开发商郭某就先后陪同顾湘陵分别到昆明、珠海、桂林等地打高尔夫。

　　“特别迷恋打高尔夫球的顾湘陵甚至把球场搬到自家门口来，他还为此出谋划策。”相关知情人士说。

　　工资不够 权力来“换”

　　在官员们因高尔夫走向犯罪道路的同时，高尔夫也成为纪检监察部门的突破口。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总经理唐若昕2010年因受贿、滥用职权获刑14年。其收受的贿赂中大约一半以上金额为高尔夫会员卡、名表等物品。相关部门查办唐若昕一案时，正是从这些高尔夫会员卡打开缺口，成功锁定唐若昕的相关犯罪证据。

　　“高尔夫是一项贵族运动，办一张会员卡好几十万元，作为一名公务员怎么会那么有钱？”有人认为，正是高尔夫的高额消费令一些官员在自身收入无法支持的情况下铤而走险。

　　以郝和平为例，据其自己供述，其年收入6万元左右，其妻付玉清年收入10万元左右。他舍不得拿自己的工资去打球，只好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换”。

　　有媒体引用某法官的话说：“郝和平的个人消费与个人收入有很大差距，比如他经常乘坐飞机到各地打高尔夫球，这些消费并没有列入罪行。当今像郝和平这样的贪官，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个人消费水平与工资收入反差巨大。”

　　曾有媒体援引某知名高尔夫俱乐部工作人员张先生的话称，目前中国的高尔夫球场基本都实行“会员制”，有的甚至称自己是“纯会员制”。比如长三角地区的高尔夫会籍费一般在10万元至200万元之间，分为公司卡、个人卡及家庭卡等。

　　另据媒体报道，北京某知名高尔夫球俱乐部工作人员称，以个人名义办理会员卡需要交纳65万元的入会费，若以公司名义则需148万元。办理会员卡后享受终身待遇，每次打球只要280元，而且绝对不会对外泄露身份。

　　而在韩江案中，韩江在深圳观澜湖高尔夫球会办理的黑金钻石会员卡，花费高达185万元。

　　不过，唐若昕却算一个特例。相关报道称，唐若昕在庭审时非常后悔。

　　唐若昕一再强调，自己年薪百万元，手中掌管的资金上百亿元，根本看不上这些小钱。若想赚钱，根本不用收受这些小钱。并称自己“法律意识淡薄”，根本没想过这属于犯罪。他认为，收受球卡和手表等物品，只是朋友间的简单人情往来。

　　据报道，唐若昕接触高尔夫是因为身体不好，医生建议多运动。随后他和妻子喜欢上了打高尔夫球。为此，手下魏建以其夫妇名义向有求于中信保的业务单位索要了两张高尔夫会员卡。此后，唐若昕又再次要求魏建为自己办理了一张高尔夫会员卡。

　　球场上“谈生意”

　　事实上，在这些因高尔夫落马官员案件中，高尔夫已俨然成为官商钱权交易的工具。

　　以郝和平为例，据报道，广东某医疗器械公司老总向其行贿高尔夫球卡，就是因为改动了产品说明书，被停掉了注册。有关人士向他说情，他给予了对方一定的帮助。而接受上海、广东、浙江、陕西的医疗器械公司的贿赂，同样是为他们的医疗器械产品获得批准提供帮助。

　　2008年9月受审的重庆市规划局原副局长梁晓琦同样喜欢打高尔夫球，几乎每个周末都要与妻子飞到全国各地的顶级高尔夫球场打球。

　　根据公诉材料，梁晓琦存在三个方面的违法行为：一是帮开发商调整容积率；二是帮开发商调整土地性质和用途；三是帮助开发商疏通关系。

　　还有媒体称，有近年来随着国家打击腐败犯罪力度的加大，官员在办公室、公众场所直接收受钱财或银行转账等“传统”贪污受贿形式逐渐被规避，而门槛高、安保严甚至不对外开放的各类会所成为部分官员青睐的场所，“会员卡”也成为不少行贿者的“利器”。

　　而根据报道，顾湘陵受贿金额中有30多万元，都是多次在高尔夫球场上完成的。

　　此外，高尔夫会所的高门槛和私密性，也使其成为一些官员和商人进行政商勾兑的“密室”。一位精于高尔夫球运动的企业老板也透露了他的生意秘诀，“请领导吃饭不如请领导打球，不打不相识，一挥杆，一个关系就建立起来了，好多生意都是在打球过程谈成的。”

　　2014年7月，中纪委官网《反腐三人谈：反腐败必纠‘四风’》透露了万庆良案、谭力案和韩先聪案的办案细节。其中就提到，海南原省委常委、副省长谭力被中纪委调查之前还在外省，由私营企业的老板陪同打高尔夫球。

　　2014年9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白恩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中央免去领导职务。在担任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前，其曾主政云南10年。

　　92岁的原民盟云南省委秘书长、原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骏，后来对媒体透露了白恩培的云南往事：白恩培爱打高尔夫球，每周要打3次打高尔夫球。而且一般是跟商人打球。

　　“打高尔夫球是赌钱的，哪个开发商要送钱给他，那么就打高尔夫球，故意输给他，变相贿赂……打一个球几万元，据称某开发商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打高尔夫球，输球给他。然后就得到了新的省委大院，新办公大楼的开发权。”杨维骏说。

　　(资料来源：《深圳时报》《浙江日报》、新华网等)

　　高尔夫并非官员“绝对禁地”

　　从中央到地方的声音和相关规定来看，高尔夫运动从来不是官员们的绝对禁地——只要不违反相关规定。不过，对于官员们来说，打高尔夫仍是一项“很有嫌疑”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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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伴随着反腐的持续深入，特别是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高尔夫似乎已成为官员“禁地”。而3月31日，商务部合作司司长王沈阳因打高尔夫球被查的消息，再次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

　　高尔夫成反腐切入口

　　事实上，对于官员能否打高尔夫，一直以来都存有争议。反对的声音认为，高尔夫运动价格不菲，以官员收入来讲容易引发腐败。

　　广东省人大代表付丽玲的观点就具有代表性。2009年2月，付丽玲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公务员不应该打高尔夫球，“高尔夫是一项高消费运动，而公务员的收入水平尚不足以承担这么高昂的消费。公务员打高尔夫，很可能是利用公款，或者是将费用转嫁给民营企业，这就给企业带来很大负担”。

　　付丽玲还表示，领导干部更不宜打高尔夫。因为“领导具有示范作用，现实生活中的例子证明，如果领导爱打麻将，那么下属就很可能爱打麻将，同样的道理，如果领导爱打高尔夫，那么下属很可能跟风，都去学习打高尔夫”。

　　在付丽玲看来，公务员打高尔夫之风也算是一种腐败，她建议公务员可以用羽毛球等健康廉价的运动取代高尔夫。

　　更有评论将官员因打高尔夫产生的腐败问题比作“高尔夫病”，并进行总结：一是公款打球，二是官商勾结。“高档球会‘非会员免进’，隐匿性、私密性强，是私相授受的好场所。”

　　江苏省政协委员王雨时曾提交过一份提案，建议加强监管公务员中的高尔夫球运动会员，纪委、监察部门应对公务员打高尔夫球的现象进行深入调查，制定并认真贯彻相应的反腐倡廉纪律，加强监管公务员中的高尔夫球运动会员。“必要时请检察机关从高尔夫球运动会员名册入手，调查高尔夫球运动会员名册中的公务员，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的受贿嫌疑。”

　　事实上，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也表示，以公务员的收入，一般不足以支撑高尔夫这一昂贵的运动，除非还有其他收入。

　　竹立家跟法治周末记者举例，在北京，一个科级干部的月收入大约3000多元，一个厅局级干部的月收入大约8000多元。“从收入的角度怎么打得起高尔夫球呢？大家都心知肚明，你还要继续打，那就要查你了。”

　　评论员高福生指出，将反腐视角瞄向高尔夫这一特殊领域，可说是正当其时，很有必要。公务员和领导干部频频现身高尔夫球场，有关部门不妨把此当作“举报信”去顺藤摸瓜，很可能在“瓮”中捉到腐败大“鳖”。

　　关键在于是否“违规”

　　不过，也有声音对禁止官员打高尔夫持反对态度。

　　有评论认为，法律既没有禁止官员打高尔夫球，也没有规定官员不可以加入某个协会。如果一个官员出于对高尔夫球的兴趣，以私人身份加入协会，用自己的钱打高尔夫球，“这是他的权利，上级无权干预”。

　　“在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根本不必在官员与高尔夫球之间划这道不可逾越的红线。高尔夫球作为一种运动，每个人都可以打。只要管住公款，约束住权力，就不会害怕官员在高尔夫场上与资本进行交易。”相关评论说。

　　更有评论指出，正风反腐要“死磕”的不是高尔夫，而是裹挟在球场内外的利益输送、利益冲突等歪风乱象。让官员和高尔夫保持适度距离感，就是要斩断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链条和网络。

　　因此，也有观点认为，高尔夫被污名化。对此，竹立家并不认同。“高尔夫球还在天上，没有走到人间。”在竹立家看来，高尔夫仍算得上是“富人俱乐部”，还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轻松享受的运动。

　　“再加上有些人通过权力去高尔夫球场，还有一些商人给官员送高尔夫球卡，把高尔夫球场当成联络感情、钱权交易的场所，这种现象确实存在而且一度很严重，但不能说它污名化了。”竹立家说。

　　事实上，关于“官员与打高尔夫到底该保持多远距离”这一问题，并非没有官方答案。

　　2011年6月，中央纪委副书记吴玉良在中央外宣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党内对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和职务消费历来有严格的要求，“自费的活动，我们是不限制的。但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用公款去打高尔夫球是有限制的”。

　　此外，2014年12月，广东省纪委、省监察厅印发《关于严禁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违规打高尔夫球的通知》，严禁现职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违规打高尔夫球，并作出了“九个不准”规定，其要义也在于“违规”两字。

　　“关键的不是有没有规则，而是有了规则以后能不能执行到位，这是最根本的。”竹立家说。

　　(资料来源：《南方日报》《信息时报》、中国新闻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