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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在军是一位很有个性的电视艺术家，是中国电视晚会特别是春节晚会的开拓者之一。但她还有个相当“特殊”的身份——她的丈夫周尔均是周恩来总理的侄子。因此，邓在军撰写的《屏前幕后——我的导演生涯》一书，除了披露一个电视导演的幕后故事外，还有不少内容事关她与中南海西花厅的交往。我们分两次刊出该书的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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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恩来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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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5月的一天，我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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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西南军区撤销不久，我也从昆明调到了北京海政文工团。离开昆明前，我接到周尔均从重庆的来信，信中有句话让我有些莫名其妙：“你到北京后，应该去看看伯伯，看看总理。”对于信中的“总理”，我没反应过来，还以为是尔均写掉了字。到了北京我才问清楚，他所说的伯伯和总理，就是国务院周恩来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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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调到北京不久，我那天正在练功房练舞，突然接到总理卫士长成元功的电话，他说总理要见我，让我等着，他会来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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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就怦怦跳起来了。我赶快换了海魂衫，重新结好两条长辫子，梳洗打扮了一番。我猜想，总理派人来接我，这下可以坐一回小车了，我还从来没有坐过小卧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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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元功来了，真的是“小车”，而且比一般的小卧车还小：是辆三轮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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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的卫士长坐着三轮车来接人，我非常惊讶，甚至怀疑这是不是一个骗局。但想来想去，这种骗局是没有理由的。走着瞧吧，我不再多想，坐上了三轮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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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大门有当兵的站岗。通过门岗后，我的心放下来了。这里是过去的皇宫，又正是春夏之交的五月，琉璃飞檐，红花绿树，显得很有气派。这天阳光很好，花香扑鼻，可是，越往前走，我的心情越紧张，就像个临考前的小学生。我不知道前面等着我的是什么样的场面，也不知道见到周总理后该讲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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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花厅终于到了。总理和七妈（按照周家的大排行，侄儿女辈通常称呼总理为“七伯”，邓颖超伯母为“七妈”）邓颖超在厅门口迎接我。当时还没电视，但从新闻纪录片上，我已经多次见过总理形象，因此一眼就认出来了。总理微笑着打量了我一下，连说：“好好好。”七妈很高兴，说：“我们一直在等你。”他们一下就让我感到了亲人般的温暖，也就不那么紧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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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屋后，他们让我坐进沙发。七妈一直对我笑眯眯的，问我多大啦，工作怎么样啊，高兴地问个不停。当听说我是独女时，七妈更乐了，说：“那你跟我一样，我们家我也是独女。”又转头对总理说：“她是独女，我也是独女，而且都姓邓，好。”总理也特别高兴。我的心情也就越来越放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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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当问到另一个问题的时候，屋里的气氛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是总理问的，他问到了我的家庭出身。——刚到部队填入伍表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成分”，只晓得我爷爷是“大爷”，一旁的宣传队分队长说：“大爷，就是地主嘛。”我说大概是吧，就不知轻重厉害地填了上去，稀里糊涂地成了“地主”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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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想到出身，我心里也不好受，但因为是业务骨干，在文工团的环境里，也还没有因此受过罪。这会儿，我忽然意识到事情不妙了。可是，我不能撒谎，只能老老实实回答，难过地吐出那两个很重的字：“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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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我的回答，总理似乎愣了一下，七妈的表情也有些变化。这多少出乎他俩的意料。注意到这种变化后，我才真正感到事情的严重性，突然意识到我的出身已经变得非常可怕，它可能是我和尔均之间的巨大障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时间我泄气地低下了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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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很体贴人，看到我在发愣，他立即笑着哦了两声，说：“没事，没关系，我也是出身在一个封建的大家庭嘛，我们都需要学习，需要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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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抬起了头。我注意到，刚才总理说的是“‘我们’需要学习”，非常平等的口吻，这给我留下了极深印象。我心中涌起了一股暖流，也产生了一丝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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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妈也插话进来，进一步缓和了尴尬的局面：“孩子，你今天就在我这儿吃饭。为了你，我们特意加了一个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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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会儿，我心里装满了佐料：苦辣酸甜全都有。不过，这顿饭吃得很香。记得的菜有伯伯爱吃的“狮子头”、梅干菜，还有一盆汤和一盘青菜。开饭时，七妈说：“今天请你吃二米饭。”我当时不懂什么是二米饭，端上来一看，有黄的，有白的，其实就是小米和大米。七妈说：“你们年轻，千万别忘了小米加步枪的时代。”二米饭不好吃，那盘梅干菜却非常合我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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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走，七妈笑眯眯地对我说：“孩子，常来玩儿，有什么需要的，就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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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听这话，我心里踏实了。心想，“面试”过关了，以后还有机会再吃总理家的梅干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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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冒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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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尔均还在重庆工作，我们只能“千里共婵娟”。此后几个月，星期天没事，我就老往伯伯家跑，成了西花厅的常客。随后不久，我和尔均办了一件让我们后悔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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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尔均出差，从重庆来到北京，我们便相约一起去看七伯和七妈，他俩很高兴。七妈喜爱照相，她用那种方框的“莱卡”相机，特地给我们照了几张照片。饭后，伯伯让人给我们拿来两张票。当时，北京正要召开第一届全国工人运动会，这是两张开幕式的票。总理说：“我也没什么好招待你们的，送两张票子，你们明天一起去吧。”交给我们票的时候，伯伯还特别交代两条；“一，票子不要送给别人；二，要坚持看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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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答应了，却没有认真想过伯伯为什么要强调这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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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我们的座位很好，紧挨主席台。可是，我们两人对体育兴趣都不很大，又是久别重逢，因此有些坐不住。看了一会儿，尔均说：“后天就要回重庆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面，咱俩去照张相吧！机关同志托我带的东西也没去买。”这话正中我下怀，我立马就站了起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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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的人注意力太专一，我们都忘记了总理的叮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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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们又到了西花厅。总理笑着问：“你们见到毛主席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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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莫名其妙：“毛主席？没见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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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说：“怎么，你们没去看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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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想起了总理的叮嘱，有些惭愧：“我们没看完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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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苦笑着叹了口气：“你们这些孩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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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妈说：“你们伯伯对党和国家机密，总是守口如瓶，从来不和我说，我也不问。他知道毛主席要去看运动会，中间才能去，但伯伯又不能事先告诉你们，只好预先给你们打招呼，叮嘱你们坚持看到底，给你们亲眼见一次毛主席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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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然后悔不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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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伯还问我们退场后票怎么处理的，我们说门口等票的人很多，送给他们了。伯伯批评我们缺乏安全观念，因为我们的位置紧靠主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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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尔均还同总理打过几回乒乓球。总理亲切随和，在他面前，我慢慢就变得无拘无束了。当时，我不知道他胳膊有问题，上了球桌，就有一份好胜心理，为了赢球，我又抽又吊，希望他会夸奖我的球技。伯伯打得也很高兴。可是秘书出来干预了，提醒我：“总理胳膊不好，你别那么吊球！”伯伯正打得兴起，连说：“没问题。”我这才知道自己有点冒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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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正的冒失，是自作主张，给伯伯转过一封陈沂的信。陈沂叔叔是位很有才华的老革命，50年代曾任总政文化部长，后来被错打成右派，下放劳动。我去贵州采访，他和夫人马兰阿姨正好回家探亲，碰见我，就对我说了他的事情。他写了封信，希望我帮他转给总理。我很同情他的遭遇，不知深浅，居然满口答应，回来后真的把信递给了伯伯。总理对陈沂的情况很了解，他亲自过问了。但事后伯伯对我讲：“以后，不要再给我递信了。你给递信来，又没有批件，这算公事还是私事？今后不准这样做了。”我这才醒悟，政治的事情太复杂，远不像和伯伯打乒乓球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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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的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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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家风严谨，家规严格，我深有体会。众多的家规中，恩来伯伯特别强调的一条是：“不要因为我是总理，就自认为有什么特殊，造成不好的影响。上几代，周家是个封建大家庭，你们要自觉改造自己。不能学八旗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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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长辈的表率作用很好。尔均的父亲、我的公公周恩是总理的弟弟，他是个文化型的革命者，早年曾跟随恩来伯伯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过一段时间，兄弟俩情谊很深。建国后，周恩从不因此自我标榜，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周恩来的弟弟。他热爱京剧，和戏剧大师梅兰芳私交甚笃。梅兰芳去世，公公为《文汇报》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回忆了上海沦陷期间，他遵周恩来所嘱，想方设法请梅兰芳离开沦陷区到大后方去的往事。这是一篇很有史料价值的文章。发表时，为了隐蔽身份，用“翕园”署名。七妈看到文章后很高兴，特地告诉我和尔均：“你们爸爸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他这篇文章的署名用的是别号，没有用恩，这样做很对。”应该说，这条家规，我和尔均都遵守得很自觉。“文革”中，总理有时会问问广播事业局的领导：邓在军在你们那儿表现怎么样？有一回，军宣队的头头问我：“邓导，总理特别关心你呀，问你在这儿表现怎么样，你怎么认识总理的？”我就装糊涂，说我原来在文工团，跳舞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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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搞电视转播，我被中央电视台列入进出人民大会堂等场合的“常备名单”，经常见到总理。可是，见面我从不打招呼，谁也不知我是总理亲属。一次在民族文化宫转播，里面有个过道，临时作为安放摄像机的位置，过道正好通首长休息室。巧了，那回总理和一群领导过来，和我碰了个面对面。我愣了，不知该怎么办？那会儿，我就像一个经验不足的地下党员，接上头了，又怕被人识破，脸上没表情了，也没有一句问候，最后竟然生硬地转身就走。当时，我的确是个没经验的教条主义者，心里就想着那条家规：公开场合不能给他打招呼，不能让人知道我是他的亲属。回来想想，又觉得这样处理有些不对头，好像挺别扭的。后来和伯伯见面了，我说起这次遭遇，问伯伯是不是生我气，伯伯笑了，说：“你做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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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明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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