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 向春

　　□本报记者 张捷

　　共生，战争？

　　在病毒的世界里，人类才是入侵者。人类的活动侵犯了它们藏伏之地，迫使它们暴露了出来。人类并不适合于这些病毒的寄生，人不能供养病毒长期生存。相反，对于病毒，人是没有出路的宿主，人死了，病毒也就与之俱亡。——约瑟夫·麦克科密克苏珊·费希尔—霍克《第四级病毒》

　　1976年，当埃博拉第一次出现在扎伊尔时，席卷了50个村子，使90％染上它的人以最恐怖的方式死去。但是它并没有成为全球的流行病。

　　埃博拉往往在一个星期内就将病人置于死地，这么快的死亡速度不允许宿主把这种致命病毒传播开来。失去了宿主新鲜的活细胞，病毒也就枯萎而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自取灭亡。就像理查德·雷斯顿在他的《热带》一书中指出：或许它为自己的利益太操之过急了，埃博拉在10天里就做完了艾滋病10年才做完的事情。

　　与埃博拉相比，SARS似乎更懂得与人类较量的策略。

　　北京时间5月21日，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发言人彼得·柯定雷（Peter Cordingley）在接受本报访问时说：“我们认真对待SARS因为它是一个很难对付的疾病。它是由一个我们不知其威力的病毒引起，也没有已知的治疗方法。而且，它破坏经济并以喷气式飞机的速度旅行。”

　　———它安静地潜伏，乘坐喷气式飞机，在携带者一无所知时，病毒已然扩散。

　　SARS能不能和人类达到相安无事的共生？这似乎是那些更古老的病毒所趋于遵守的原则。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和许多代以后，它们适应了宿主，变得不大有毒性，能使它们的餐券长期有效，不再具有破坏性。比如，普通的感冒病毒在5000年前刚刚进入人类的生活环境时，是个致命的杀手，现在它变得足够温和。或者，人和病菌逐渐达成一种和解，毁灭性的疾病没有根除但是也不再致命，或者缩减成短期的儿童病，比如麻疹。

　　现在没有人能够预测SARS的未来，对此，同样引用彼得·柯定雷所说的话———他的表述清醒而令人绝望：“关于这个病毒我们有一点不太明白———实际上，关于这个病毒的很多东西我们都不明白———就是它是如何工作的。”

　　无论它是如何工作的，瘟疫永远是两败俱伤的战争，没有哪个年代像今天这样上演得频繁。

　　第三世界，第一战场？

　　曾经覆盖着热带阔叶树的南美洲和亚洲如今一片荒芜。亚洲永不知足的猛虎经济需要向土地索取大量的原材料。而南美洲的贫穷使不卫生的棚户区发展成城市的规模。在这样的背景下，亚洲和南美洲同样不可避免地产生疾病和潜在的瘟疫。———皮特·布鲁克史密斯《未来的灾难》

　　潘多拉的魔盒在第三世界打开。

　　第三世界国家不得不更多地向自然索取，这意味着它们更容易破坏微妙而脆弱的生态平衡。

　　在过去的20年中，南美和非洲的一些国家政府一直在进行“砍和烧”的运动，为获得耕地而清除雨林———一种善意的行为却不幸使雨林生物四处逃散，寻找新的家园和宿主，随之在开辟出来的土地上种植的庄稼造成鼠类数目急剧增加，结果便有了鼠类传播的流行性出血热。更早，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在阿根廷和玻利维亚，当人们将大片草地改造成农田后同样发生过这样的出血热。病毒性出血热是最贫穷的人的疾病。世界卫生组织将世界上最顶级、最神秘、最凶残要命的病毒定义为第四级病毒，几种出血热病毒就名列其中。

　　河坝，在一种更为宏观的规模上，也积聚了大量的静水，蚊子能在这里找到繁衍生息的广阔沃土，本地不常见的蚊子也会迁来生儿育女。埃及的阿斯旺水坝就是这种情况：当它建成后不久，1971年，一种埃及前所未有的、由虫媒病毒引起的致命疾病———裂谷热突然出现，并从此周期性地爆发流行。

　　关于疫病的发源往往会引起争论，是否因为某种不当的人类行为招惹病毒上身？比如，是不是有人由于砍伐了原始森林或猎杀了一头野兽而感染了病毒之后流行开来？除非有足够的证据，严谨的病毒学家们通常不愿意轻易下结论。但无法否认的是，就疫病传播而言，第三世界的确提供了更为适合的土壤。

　　仅从这个侧面来看：在第三世界的手术室里，配备的是学历有限、培训不足的医务人员，他们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施行外科手术，反复用同一个注射器的针头为各种病人注射。广为人知的埃博拉疫病的流行，绝大部分就是这样造成的。

　　在1976年那次大爆发中，埃博拉的传播不是人们在街上相互问候或者经常光顾同一家餐馆的结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医院成了死亡的策源地。当时的许多医院只不过是由教会兴办的破旧棚屋，医疗设备几乎是零。当病人由于疟疾或其他种种不适来求医问药时，同一个针头用了一次又一次，两次之间不过是简单地冲洗一下而已，嬷嬷们在不知不觉中把致命的病毒注射进了健康人的体内。

　　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正在经历着史无前例的人口大流动，城市化进程造成大量的人口从乡村拥向都市，人们拖包带裹的同时，也将病毒从人口稀少的村庄带进拥挤的城市，而这些城市又通过飞机航线和世界上每一个主要的大都会相连。

　　“病毒性疾病的出现，不能只在医学和科学的范围内来考虑。”一位美国病毒学家说，“人口过剩和贫穷这两大恶魔，是传染性疾病肆意传播的罪魁祸首。如果我们不开始处理人口过剩和贫困以及不能控制的城市化这些问题，结果我们将把20世纪末作为健康和稳定的时期而怀念不已。”

　　科学问题，政治问题？

　　如果有人问一位非洲流行病学家：“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值得我们去研究发生在那里的一种流行病？”他很可能回答：“有个白人死于这种病。”———罗宾·亨尼格《跳动的生命模型》

　　疫病的传播没有国界，而应对的国界显然存在。面对SARS病毒，各国科学家实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联合，但是政治经济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

　　美国著名病毒学家约瑟夫·麦克科密克就记述了这样一段经历。

　　1976年，他在苏丹小镇恩扎拉调查埃博拉病毒。

　　一位当地医生告诉我，“我曾把一位病人送往马里迪。那里医院条件比较好。”

　　他一定看出了我表情上的变化。

　　我不愿意使他感到沮丧。但他把病人送往马里迪，那就意味着把瘟疫传播到了那个城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假如瘟疫没有传播到马里迪，恩扎拉的疫情就永远不会让外界知道。病毒在地球的另一端袭击了某一土著人群，只有当这种病毒影响了更多的人——导致有钱人或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的死亡，才会引起注意。假如白肤色的西方人没有病倒或死亡的话，在恩扎拉或其他地方经常发生的疫病是不会引起注意的。

　　拉沙热，这个一度令西方世界毛骨悚然的疫病今天更像是西非的一种地方病。它每年导致5000人死亡。CDC（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科学家发现，一种抗病毒药物病毒唑能有效治疗孢疹和肝炎，刚发现感染便使用这种药物也能治疗拉沙热。但是贫穷的非洲国家根本没有钱来控制或治愈疾病，即使他们意识到它在何处存在。

　　1963年发明的麻疹疫苗从根本上消除了麻疹对发达国家的威胁，但是在发展中国家，麻疹仍是最致命的疾病之一。全世界每年有3000万儿童被感染，其中死亡接近100万。不幸的是，麻疹的危害大部分发生在无力实施根除计划的国家，而富国又无意拨出巨款去消灭第三世界的疾病。这个矛盾不仅表现在麻疹上，还出现在许多其他疾病中。比如疟疾，在全球哪儿都有，但第三世界国家死于疟疾的人是如此之多，每年的死亡人数只能粗略估计。

　　“像碰上在非洲心脏地区出现奇特疫情这样的情况，肯定可以得到无限的基金来源。美国人民夜里不能入睡，担心他们是否将被拉沙热的噩耗惊起。像‘疾病控制中心’这样的机构提供基金，往往直接与某种特殊疾病在美国人口中引起的惊恐的程度成正比。疫情出现的地方愈靠近美国本土，你就越发可以相信美国国会将会拨款去进行调查。”约瑟夫·麦克科密克和苏珊·费希尔—霍克，这一辈子追猎和研究病毒的夫妇，在他们的亲历记《第四级病毒》一书中写道。

　　以厚重的人类生命苦难为背景，他们叙述了惊心动魄的病毒追猎之旅，最后用这段悲悯色彩的文字作为结语：“不论是巴基斯坦境内的贫穷牧民和农民，还是我们在书中走过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穷苦百姓，他们生存的选择在哪里？呆在埃博拉和克里米亚刚果热病传播的地方，忍受这些疾病的侵害，还是在充斥污与暴力的拥挤城市里，承受艾滋病的风险？他们———和我们———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而这两个世界正在互相冲撞中。”

　　（《第四级病毒》的相关文章见2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