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尧

　　■本报北京3月16日电

　　“在人大的新闻发布会上，我没有和新闻官私下交流，就得到了提问的机会。”今晚，日本共同社记者博世明对本报记者说，“我没有被事先安排提问。”

　　这位澳大利亚籍的记者在3月12日人大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用外国记者惯有的犀利语言发问：那个携带可疑爆炸物闯入路透社驻北京分社的男子和中国的就业情况有什么关系？当时，他刚从事发现场赶回来，举手后得到了提问的机会。

　　和博世明一样，今年两会，不少媒体记者感触到了新闻发布会悄然发生的变化：不回避尖锐问题的部长们，展现了他们的形象、智慧与亲和力。

　　那天，解振华一上台就说：“给大家的材料，上面有的，我就不多说了。节省时间，多让记者提问。”

　　有记者问及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解振华表示，欢迎民间环保组织对政府进行监督，并对国内的环保组织给予了高度评价。当他说完“媒体的监督，表扬也好、批评也好，对我们的工作都是支持。尤其是批评，对我们是更好的监督、更大的支持”时，很多老外记者给他鼓了掌。

　　而当3月12日博世明提出了那个尖锐的问题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左己并没有回避，他直截了当地回答说，自己也是刚刚得到消息，原因还不确定，但是转轨中出现过激行为并不奇怪，社会保障和再就业是治本之策。机智而不回避问题的回答，让台下的中国记者为这位部长叫好。

　　新闻发布会的悄然变化不仅仅表现在台上；在台下，部长们的答问也透露出新气象。

　　当开完新闻发布会的民政部副部长杨衍银被记者团团围住，工作人员赶来“救驾”让她进休息室时，这位副部长耐心地说：“不着急，让我把记者的问题都答好。”

　　人大会议新闻发言人姜恩柱曾对记者说：“今年的5场新闻发布会都是社会的热点。”而另一位连参加了4场人大新闻发布会的记者也深有感触地说：“在今年人大的新闻发布会上，部长们少了官话，多了‘干货’。我每次参加发布会，都能发回新闻七八条。”

　　会场变化的背后有新闻官的努力。新闻发言人、曾任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的姜恩柱和人大常委会新闻局局长郭瑞都有着丰富的媒体经验。据记者了解，姜恩柱外语流利，郭瑞还有一笔好书法。正当年的新闻官陈广君、何绍仁，都有名校背景。

　　新闻发布会既展现了政府官员的形象，也考验了记者的素质。感触会场变化的国内记者们体会到了新闻竞争的压力：网络时代，需要国内的记者们改变惯性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