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9日电（记者吴晶 刘江）死亡，这个整个人类无法回避的话题因为“安乐死”的出现引发了有关社会伦理和人道主义的争议，多年来“战火不息”。在此间举行的“两会”上，部分人大代表建议，不应拒绝“安乐死”这种符合人道主义的“放弃生命”。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忠诚是中国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2001年他获得第12届世界神经外科最高奖。在本届人代会上，受中国另一位医学重量级人物胡亚美的委托，王忠诚向大会提交了在北京率先试行“安乐死”并建立相关法规的建议。

　　“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但却不愿看到生命濒临死亡的绝望。”提到那些因病痛度日如年的病人，已目睹太多死亡的王忠诚仍流露出巨大的哀伤。

　　这位北京天坛医院的名誉院长，应邀赴各大医院诊断疑难病症是家常便饭。他说，除去“假死”即植物人的情况，中国社会的癌症发病率逐渐增多，脑血管病已成为城市死亡的第一杀手。不治之症、疑难病症也时有出现。然而，现代社会的发达医学，使拖延生命成为可能。

　　在病人强烈要求“尽快离去”的同时，病人家属出于道义、责任，碍于社会舆论等原因，无法接受“安乐死”的概念，仍寄望于医院。有些家属甚至向病人隐瞒病情，自身却背负着过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

　　王忠诚说，以癌症为例，目前中国治疗多采用进口药，不仅价格昂贵，而且其药理也会对身体产生巨大的副作用。中国引进的咖吗刀技术单项治疗的费用为2万元人民币，虽可暂时消除某些部位的病灶，但却无法抑制有病细胞的再生和转移。“重复治疗，消耗了大量医药费用。”

　　年逾古稀的王忠诚同时指出，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比重已超过10％，北京地区高达12％。老年人因肢体脆弱不堪病痛而选择自杀的事例并不显见，独生子女家庭的大量出现也使雇工陪护、医药费臃肿的问题日渐暴露。

　　王忠诚对自己的建议期望很大，他说，北京作为首都，在知识层次和思想观念上较为先进，人们心理承受能力相对较高。然而由于“安乐死”涉及医学诊断、伦理道义等多个方面，在法规制定上还应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鉴定和批准。在舆论上应大力宣传人的价值，帮助人们树立更加开明的人生观。

　　坚持“东方文化传统的影响难以消除”的代表仍对此持观望态度。中国中医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永炎表示“仍要继续考虑”。

　　世界上第一例“安乐死”的出现曾引起过“道义恐慌”，西方社会对此也存有分歧。尽管医生给病人私下执行安乐死的情况频有发生，但直到2002年4月，荷兰才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据悉，19世纪80年代中期，安乐死的建议已在全国人代会上提出多次，去年由北京市人大代表联名提出的议案未获得通过。

　　本次会议，王忠诚并未通过联名将建议提升为议案，但与会的北京市临床医药研究所名誉所长林明美等一些代表，均对建议表示赞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