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后悔,不恐惧”,铤而走险的人们并非如宣传那样一时冲动 2010年初,广东东莞“双刀客”黎恩旺,从菜市场拿了两把杀猪刀,冲上东莞四环路,一遍遍劈砍路旁一家建筑公司的大门,在与当地警方对峙数小时后,他束手就擒。 官方习惯:低调处理,从快从重,赶紧让凶手销声匿迹对于这些凶手的处置,从重从快的“好处”显而易见,疮疤可以很快被掩盖起来。在从不缺乏谈资的现代社会,一度笼罩在校园惨案上的恐惧和担忧无疑将很快变得模糊不清。[详细] 鲜明对比:他们不怕死,甚至很早以前就已绝望善良的人们以为被捕后的凶手必定会幡然悔悟,至少也会对犯罪后果发生恐惧。但是,他们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已经准备好为此付出代价。这一点,和那些跳楼自杀的年轻人一样。详细] 凶手不值得同情和原谅,但他们的人性泯灭,凶残暴虐是果不是因从有想法到付诸实践,面对孩子能下手,不是一般人可为。个人因素不可排除,但但更为复杂的社会因素并不是几场严打运动就能消灭的。我们需要思考的是,郑民生们的病态和仇恨是如何炼成的?在社会转型期,如何关照郑民生这样的社会边缘人?而一旦与郑民生处于相似境地时,我们又如何自处?[详细] |
“绝望、仇恨和恐惧”,现实的困境和每个人都有关富士康的“n连跳”和连续的杀害幼童事件,是给这个社会的警告。行凶的人们当中有医生,也有教师,这些职业都是养育和扶持生命的,最终却反过来对幼小无辜的孩子下手;自杀的人们,大多是二十来岁的年纪,大好青春年华尚未展开。但他们选择了要么对别人残忍,要么对自己残忍的手段来结束生命,可见社会“高压锅”现象并不是针对小部分人。[详细] |
就业难、高房价、分配不公、公权滥用、贫富差距拉大,这些问题都极大地挑战着每一个人的自尊心。很多人逐渐变成了被边缘化的“失败者”,长期处于被人漠视的境地,渴望受人瞩目,但却总是受到伤害,经济窘迫,婚姻生活不如意,生活圈子狭隘局促。生得局促,死得同样局促。[详细]
经济增长只起到了“让富者更富,有权者更有权”的锦上添花作用,却忽视了“雪中送炭”的重要性。底层民众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其政治和社会地位也得不到很好的保障,权利经常遭受侵害。在这种情况下,底层民众就难免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详细]
总是没人有心思关注他们的情绪变化。家庭关系紧张,亲情淡漠,有很多理由,却找不到特别突出的一条。所谓报复社会,在这些凶手眼里,并没有落到某些具体的责任人身上,他们自己甚至都没能弄清楚内心黑暗的根源。对于他们来说,记仇已成为习惯。[详细]
杀害孩子事件后有家长打出旗号:“冤有头债有主,前面右转是政府”。这个暴力报复的逻辑是怎么形成的?威权之下人们惧怕权力、崇拜权力,不敢触动权力,也无力去触动那个权力,因而就引发我们一直在谈的问题:为什么是孩子?为什么又是孩子?为什么总是孩子?孩子是这个社会中最弱小、最脆弱的。这就成为强者抽刀向弱者,弱者抽刀向更弱者这样一个逻辑。弱肉强食,这就成了丛林社会了,是特别可怕的东西。[详细]
尽管美国的贫富差距是如此之大,但绝大多数美国人却没有仇富的心态。社会所秉持的公平竞争法则使很多出身贫寒的人也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一步步积聚财富而成富有之人。因此一个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本身不是问题,这是社会发展的趋势,而能够成为问题的是社会如何形成两极分化,这种两极分化是在一个公平竞争基础上产生的自然结果呢?还是由于权力、体系造成的人为两极分化。[详细]
几十年来,我们对权威的迷信,对权力的迷恋,对运动的依赖,留下了很多隐患上到统治阶级,下至普通老百姓,都有极其深厚的清官思想,从一味宣传孔繁森、焦裕禄、任长霞这类的所谓“清官”典型,到老百姓津津乐道的“包拯”“青天大老爷”,没有制度的保障,却一直满足于凤毛麟角的恩赐。从广东到湖北,从全村农民到三百教师,他们选择的都是喊冤、集体下跪。不切实际的期盼给了我们很多幻想。[详细] “运动”越搞越简单粗暴,许多干脆成为制造新矛盾的契机只要和谐的结果而不要和谐的过程,地方政府很多时候轻率的把警察推上第一线,直接演变为警民冲突,对与解决矛盾根本于事无补。于是治安越来越差,警察和政府越来越不得人心。 基于短期利益考量,追求辉煌战绩,伤害了不同个体的利益十七大期间,为了保证所谓“零进京”,从9月28日到10月25日,河北省某个上访问题并不严重的县组建了驻京工作组进行截访和劝返,面对中央政绩考核的压力,地方政府往往并不是去解决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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