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改革三十年来，中国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在这样一个大趋势之下，不太可能真正做到耕地保护。

答：第一次“以地兴企”，第二次“以地生财”，第三次“以地套现”，都不是把耕地作为资源。具体来说，第一次“圈地运动”，是1980年代乡镇企业带头圈地，耕地资源转化成工商用地，只不过没有引起今天这么大的矛盾。第二次“圈地运动”，是1990年代地方政府的开发区热和房地产热导致的圈地，引起的矛盾很大。现在这次“圈地运动”，由地方政府和金融资本联合推动，引起的矛盾更大。

答：我分析，第三次“圈地运动”的根源，和一些金融因素有关，比如金融改革后金融权上归中央，地方没有金融权，只能圈地套现。

这也和中国加入全球化后的发展方式有关。1998年开始，中国以投资拉动增长，货币供应量大幅度增长。在世界范围内，只要金融资本异化于实体经济，金融资本都会直接跟地产资本结合。

中央政府下这么大决心，开始跟地产商斗法。斗到现在，任志强说，开发商是夜壶。什么意思？政府当时大规模增发货币，靠投资拉动经济，尿出来的那些增发货币，谁接着？地产商。很多人笑话任志强，但他这话有没有道理？世界范围内，一个国家过量增发的货币，不是被股市、地产，就是被期货这“三大夜壶”接着，有别的办法吗？

中国经济现在到底处于哪个阶段？金融资本阶段，还是实体经济阶段？客观上，中央政府已经进入金融资本阶段，地方还在实体经济阶段，地方中央打乱仗，打不清楚。

就地说地，问题主要是，第一，资本化。第二，谁在玩资本化？金融资本跟地产资本在玩。这两家如果没有节制，谈保护耕地资源，还是一个很游戏的说法。

答：不是耕地资源的问题，而是在耕地资源的资本化过程中，所有参与土地资本化经营的利益集团都要多占一块收益的问题。除非你挡住土地资源。[详细]

答：是的，中国正处在从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惊险的一跃中。这惊险的一跃充满了风险，而且是双重风险。

第一重风险，是进入金融资本阶段，要靠强权维护虚拟的泡沫竞争。这种强权的竞争，不是我们想的一般市场主义的竞争。其竞争领域，向上追溯是五百年重商主义的海权历史，再往前数是古希腊罗马时代，那是两三千年的海权竞争。中国能不能从几千年陆权国家的历史，改到参与海权竞争？我看多数人思想没有准备。这当然是惊险的一跃。

答：实体产业风险。一旦进入金融资本阶段，人们追求流动性获利，如股市上连续可拆借实时交易等等。只要流动性加快就可获利，金融资本将异化于实体产业。

但当你惊险一跃跃进金融资本阶段的时候，原来的实体产业怎么办？实体产业在人口大国能带动就业，而你的实体产业基本处于微笑曲线的底端，都是低端，本来就连社会平均收益率都达不到，甚至不亏损就不错了。

据统计，中国实体产业链的平均产业利润率低于3%。而资金成本一般高于10%（包括官方利率7%-9%，以及所谓的交易成本）。在正常产业条件下，金融也要追求社会平均收益率。那么，农业有利润率吗，有社会平均收益率吗？农民拿得到社会平均收益率吗？你让金融扶持农业，怎么扶持？金融越是自由，越不会回归。

因此，在国家严控的条件下，金融资本不能异化于产业资本时，还或多或少能提供点儿金融服务；如果真的玩金融自由化，金融资本会彻底告别实体产业。

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反复讲“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下死命令划指标：多少服务于农业，多少服务于服务业。你能控制五大国有银行，还能控制得住，要是不控制呢？它早跟股票、期货、房地产市场玩去了。这儿不让我玩，我上香港玩，上海外玩，为什么非得在中国土地上玩这点儿半死不活的实体产业？

简言之，第二重风险，也就是置中国13亿多人、8亿劳动力这个国情不顾。

答：农民问题是农民的权益问题，农民的权益问题主要是土地权益问题。土地所有权在村这一级，到现在为止，《土地管理法》颁布多少年了，给村级土地所有权发证确权的待遇了吗？没有，说明这个法律没有落实。向一个没有所有权证的所有权主体征地，当然可以胡作非为，随便乱来了。

答：说白了，只要放手推动土地资源资本化，农民更愿意把耕地转换成资本，占有资本收益。因此，在大城市郊区和发达地区，农民借着地方政府推行开发区建设、征占土地而致富的现象很多，发生的矛盾，也是村内不同利益集团追求土地资本化收益的客观作用导致。乌坎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分村内的利益集团对现有分配土地利益集团的斗争。[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