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医学背景、没有资金背景，小老百姓跟大医院打官司怎么会赢？--“我们是农民，大道理，听不懂，鉴定专家都是你们的人，我们不鉴定。”“打官司一打就是几年，我们耗不起，也付不起高额的律师费。”出现争执后患者常处于非常弱势的境地：一方面是信息的不对称，患者虽感觉治疗有问题，但很难掌握证据，医院永远处于主动方；另一方面是患者面对的常常不是一个医生或一个科室，而是一家财大气粗的医院，难以进行平等的对话；还有，虽然有看似中立的医疗仲裁委员会、事故鉴定委员会、医学会等等，可由于利益关系，这些部门与医院走得非常近，很难作出公正的裁决。而且即使作出赔偿的决定，往往数额也非常之少。很显然，当在正当制度中寻求不到公正的救济途径时，处于弱势的患者就会想到非制度化的“讨说法”途径。如此，“帮患者讨说法”的医闹职业应运而生。[详细]

　　除却个别患者或患者家属无理取闹之外，我们不难看到，在不少“医疗事故”引发的医患纠纷中，医院方无法做到“身正不怕影子歪”。因此，当医疗纠纷发生后，当患者或死者家属纠集了足够多的人对医院形成压力的时候，一些医院往往不敢采用正当的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将事情暴露在阳光之下，而是采用花钱消灾、息事宁人的做法，这无疑给一些人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也为“职业医闹”的出现营造了有利的环境。另外，由于医院在患者的整个治疗过程充当着执行者的角色，而患者或患者家属因为缺乏专业知识而只能是一个旁观者。当“医疗事故“发生后，患者或患者家属往往成为举证不力方，而院方往往掌握着大量证据，作为患者或患者家属，他们要获取相应的证据是非常艰难的。如果他们对“医疗事故”有确定把握，往往也要为求证而付出高额的成本……[详细]

　　医院和医生为了追逐利益，利用医托、医药代表等中介，抬高了患者的医疗成本，加剧了看病难——当患者在就医中感觉受到医院伤害后，反过来又会撕破脸皮不惜使用“中介”，以纠集“医闹”的方式对医院进行伤害，在宣泄性的“医闹”中获得一种心理补偿。从“医托”到“医闹”，其中隐含着一种冤冤相报、非理性的医患互相伤害。从这个角度看，医院和医生不要为利用医托、医药代表这些“中介”获得那点利润而庆幸，医方能利用中介牟利，医患关系在“中介”的隔离中被破坏后，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中介同样会被患者所利用。当然，患者并不会从“医闹”中获得什么利益，医院的赔偿最终还会转嫁到其他患者的医疗成本中，医患矛盾只会在“利用中介”的互相伤害中日益加剧。应该说，“医闹一族”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它提醒我们的医疗机构，要提高服务质量，尽量减少医疗事故的发生。

　　中国政法大学刘鑫副教授建议，公安机关应该建立“医闹”黑名单，在一些事件中发现“职业医闹”并记录在案，为今后治理“医闹”事件、防止事件升级奠定基础。

　　面对医疗纠纷，医院和患者其实同样弱势，而衍发的医闹事件愈演愈烈，往往两败俱伤。法律的介入可以让双方不至于孤立无援，也能够规范医疗纠纷的处理方法。[详细]

　　百姓认为看病贵是中国医生的"医德下降造成的"，面对难以承受的虚高医疗费，任何微小的态度问题或治疗的不满意，都可能成为医疗纠纷的导火索，甚至引发医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