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宥嘉的《勉强幸福》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对看起来无比幸福的恋人，其中却隐藏了许多无奈与酸楚。女主角虽和男主角甜蜜地在一起，但却忘不了前任男友，她用爱着前任男友的方式来爱现任对象，对男主角来说，这份爱情甜蜜又酸涩荒谬，这份爱是幸福的，但又是勉强的。相信能在歌中找到自我的人不在少数。[详细]

　　你生活可能是幸福的，有个幸福的家庭，心爱的妻子或女友，或者是个可爱的孩子……，可是却仍然免不了烦心事，物价原来越高导致生活成本增高；家庭没有当地户籍孩子还没出生就成了“漂二代”；留在故乡父母孤独的老去让你自己自责……，一桩桩一件件，总会时不时给你幸福的生活泼瓢冷水。[详细]

　　由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领导的课题组，2011年2月公布的《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在被调查民众中，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为14.9%，回答“比较幸福”的比例最高，为59.2%,两项相加为74.2%；有13.6%的人做了介于幸福和不幸福之间的选择，9.8%的人认为自己生活得“不太幸福”，2.5%的人选择了“不幸福”，倾向于不幸福回答的比例为12.3%。[详细]

　　白领：工作赚钱不是为了享受生活，而是被套牢
　　甄蓓璀和妻子史贝菊分别是两家IT公司的代码程序员，两人的月收入还算可以，算得上是中上等收入者，两个人十分相爱，但是总觉得给彼此的时间太少了，不是两个人各自加班赶工，就是一个人等另一个人到半夜，即便是周末，两个人能在一起的时间也非常少。甄蓓璀自嘲他就像个第三者，横亘在妻子和她的工作之间，那边都不舒服。[详细]

　　富豪：有钱不一定有幸福，想移民外国
　　商界女强人柳非婷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移民海外，她的目的很大一部分是为了自己的下一代。"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国内教育亚文化的影响下，过早学会察言观色，说一些违心的场面话。这是我们这代人在社会大环境下无法改变的悲哀，不能再将它延续到我的孩子身上。"这是柳非婷表示要坚守的底线。有了钱不一定有幸福，想移民海外的富豪大有人在。[详细]

　　官员：官越来越大，却越来越失去自己
　　杨新是西安某正厅级单位开发区的中层干部，常被同事尊称一声"杨处"。"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自己能做很多事情，应该追求很多东西，现在才发现，最宝贵的原来是时间，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幸福是什么？不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吗？现在呢，上班、加班、应酬连轴转，好不容易有点时间闲下来，却不知道做什么好。"杨新大笑着，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详细]

　　农民：拆迁一夜有了500万，生活巨变生烦扰
　　梦想着一夜暴富可能是每个人的梦想，辛金庄和老伴儿住的房子要拆迁，林林总总算下来，一家祖孙三代9口人，一共补偿了近500万元，按人头平均来算，每人50多万，辛金庄立即成了杨家渠令人羡慕的富裕之家，真正的一拆即富。突然的暴富让辛金庄确实感觉幸福，但是他也有自己的烦恼，生活巨变之后，自己的子女也开始变得好吃懒做，这让辛金庄很发愁。[详细]

　　温州老板：现在赚着大钱，出来混迟早要还
　　温州老板老程穿梭在酒店、茶座间，和一些亲朋好友吃饭聚会。席间，一些企业主更多谈到，去年他们放高利贷赚了多少钱，投资的房子现在价格上千万，却很少谈到企业经营怎么样。老程说，不赚钱的企业已成为一些温州老板的面子工程，赚大钱的炒房、高利贷副业使他们乐此不疲。但这种游离于违法边界的生意能维持多久，对不久的未来，老程十分担心。[详细]

　　不能否认一些人之所以在幸福上有种勉强的感觉，是因为贪心不足、嫉妒、羡慕等因素。如上所说，也应该承认人们内心对更好生活的向往，但“绝对幸福”绝对不等于因贪心不足而产生的幸福不满足感。“勉强幸福”所希望得到的幸福往往不难得到或应当得到，但却因为外在的压力等因素，必须牺牲这些幸福，来维持现有的幸福感，“勉强幸福”的勉强感觉正来自于此。

　　为逐步铲除“买方市场”，幸福永远是一个相对指标，和谁比，和周边比，还是跟过去比。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和收入高的国家幸福感相差不多，就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在改进，人们的满意度就会好。相对来说，幸福的城市不是分布在最发达的地区，而是原来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地区，这个地方他们的起点低，这个时候人们的参照系和以前比，更容易达到幸福感。所以说，参照系越多，越容易造成人们心里的不幸福感。

　　在我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群体贫富分化日益明显，阶层差距日益加大，社会分层的加速和贫富悬殊的拉大不可避免地导致相对剥夺感的增加。相对剥夺感是个体将自己的地位与其他类别地位的人做了对比后所产生的一种情绪体验。也就是说，当个人把自己的情况与那些被他认为在其参考群体中占优势的人相比时，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详细]

　　调查显示,当前影响公众幸福感的最主要因素依次是工资、房价、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教育、社会治安、交通等问题,这都是实际的民生问题。这几年政府虽然加大了投入,但“老大难”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是影响绝大多数公众幸福感的主要原因。政府在今后公共政策的制定中,要消除狭隘的GDP崇拜,努力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真正藏富于民。[详细]

　　90%的受访者认为家庭的权力背景、经济实力、人际资源等作用很大,77.8%的参访者表示“经常有弱势感并因此觉得幸福感降低”。不患寡而患不均,目前的不均很多时候并不是个体因素造成的,而是社会制度安排导致的资源配置不公平、机会不公平造成的。这就要求政府在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的同时，要更加注重过程公平，保证机会平等，让公众能够通过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