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莹：从传奇外交官到人大新闻发言人

　　“大会堂的路径也是比较曲折的，我这个新手要找到路也不是那么容易。” 3月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新任大会发言人傅莹迟到了几分钟。到达后，她一语双关地向在场记者道歉，诚恳、亲切一如既往。

　　这是一个看上去很巧妙的开头。接下来，她的“傅式发言风格”淋漓尽致地体现在答记者提问中。

　　被问及“全口径预算决算”，她虚心地表示：“我也才学习。就是要把政府花的每一笔钱都合理。”

　　被一位新华社记者问及人大对反腐败立法有什么打算时，傅莹联系自身经历，说起自己回家休假时，亲属都关心这个问题。她表示，反腐已是举国共识，国家正在加强反腐败立法和制度建设。

　　说到最近颇受关注的空气污染问题，她说自己也很关心空气质量，每天早晨都会拉开窗帘，看看窗外有没有雾霾。她还准备了两个口罩，自己一个，女儿一个，不过，她担心自己戴口罩的样子被记者拍到。

　　而对于国外记者提出的中国国防预算和支出、中日关系等敏感问题，傅莹都一一应对，态度从容地表明了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

　　中午12点，提问时间到。傅莹主动表示，请自己的一位老朋友——CNN记者吉米问最后一个问题。“希望你的问题客气一点。”她半开玩笑地说。

　　不过吉米并不客气，他问到了政治体制改革。

　　对于这个有难度的问题，傅莹并没有回避。她坦承，这是最近讨论比较多的话题。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法宝，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成绩。吃饭（问题）曾经困扰了我们多少代人，现在我们超越了这个层面。这次开大会，大家关心的是一个更高层面的需求，比如希望有更加公平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希望老人病人有更好的照顾，希望有更好的生态环境，希望有更丰富的文化生活，希望政府更加高效、廉洁……我们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也是非常严峻的，大家谈起的忧患意识、担当的压力是很大的，这一点你相信，我们是有数的。”

　　“解决问题还是要靠改革，靠开放。”她说。

　　她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我与一些国家接触，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现在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困难，不比中国的困难小，但是没有听说他们要改变自己的政治制度，要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面对这样的问题，马上就有这样的训导，说你们应该用别人的模式。我认为这是一个误区。”她说。

　　 在这时，你可以看出那个身经百战的外交官傅莹的影子。

　　2013年3月4日，傅莹被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指定为大会发言人，她也因此成为全国人大的第一位女发言人。与此同时，她还担任了大会副秘书长。

　　傅莹是蒙古族，出生于1953年。她的父亲阿民，是蒙古族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的学生，曾官至中共内蒙古军区宣传部副部长。

　　“文革”开始后，阿民蒙冤受辱。为了替母亲分担家庭重担,十几岁的傅莹还要每天尽心照顾两个年幼的弟弟。1969年，傅莹参加“上山下乡”运动，来到内蒙古一个偏远的生产建设兵团，在兵团广播站工作。期间，她学会了放映电影，经常携带沉重的放映设备，像小伙子一样爬杆架银幕,放映《地雷战》、《地道战》，毫无文弱女孩的娇气。

　　与此同时，只有小学文化基础的她，硬是靠着自学，完成了高中所有的课程。1973年，她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习，并选择第二外语为法语，后又学习罗马尼亚语。

　　1977年 “北外”毕业后，傅莹在外交部开始了十余年的翻译生涯。她擅长英语、法语和罗马尼亚语。先是在布加勒斯特的中国使馆工作，尔后又赴英国肯特大学深造，还一度在联合国驻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担任翻译。

　　随着翻译工作的日臻成熟,傅莹得到了更多的锻炼机会。她曾为邓小平、杨尚昆、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高级翻译,并参与各种国际会议、外交谈判等外交活动。在这期间，令傅莹最难忘的，要数给邓小平当翻译的日子。

　　1988年1月20日上午，84岁高龄、身着藏青色中山装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精神矍铄地会见来访的48岁的挪威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夫人，外交部副部长周南陪同会见，傅莹担任英语翻译。这是傅莹首次在高层次的场合亮相，缺乏经验，未免有些紧张。结果，她一个小小的失误，在新中国外交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会见开始，邓小平谈到自己的年龄，他对布伦特兰夫人说:“我今年84岁,该退休了……”但是傅莹一不留神，将84岁译成了48岁。在场的副外长周南听出了这一错误，当即告诉了邓小平。

　　邓小平听后，不但没有批评傅莹，反而开怀大笑，他幽默地说道：“好呀，我有返老还童术，竟然一下子与布伦特兰夫人一样年轻喽。”布伦特兰夫人也笑得合不拢嘴。谈话气氛变得非常亲切、和谐。虽然傅莹有点难为情，但她很快就被这轻松、友好的空气感染了，随后，她比较放松地译完了这场会谈。

　　由于出色的业务水平和政治素养，傅莹很快就被赋予了更加重要的职责。

　　1993年，傅莹调到外交部亚洲司工作，先后担任综合处处长、亚洲司参赞，主管综合调研、亚太安全、东盟事务等工作。1997年，傅莹赴中国驻印度尼西亚使馆工作，次年11月，被任命为中国驻菲律宾第八任大使，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女大使；2004年，她又出任驻澳大利亚大使，大使任上的三年，是中澳两国关系史上最好的时期。2007年4月，傅莹出任中国驻英大使。

　　2010年1月，傅莹升任外交部副部长，主管的是亚洲地区、边界与海洋事务等，包括处理南海和东海主权争议。

　　在多年外交生涯中，她被称为“中国最美外交官”，被外国元首赞为“最能清晰传递中国声音的使者之一”。凤凰卫视资深记者闾丘露薇还记得，十几年前第一次见到傅莹，是在新加坡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当时傅莹是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她接受国外媒体的采访，仪态高雅，穿着极有品味，说起话来声线很柔，但又绝不拖泥带水。”

　　对于自己的外交策略，傅莹自述：“公共外交要实事求是，要早说话，要多说话、说明白话。”

　　她擅长发挥女性优势，经常以自己细腻和丰富的感性体验，缓和在外交辞令中可能出现的那些剑拔弩张的局面。

　　2008年4月奥运火炬在伦敦传递受阻后，傅莹在英国《每日电讯报》上发表了署名文章《如果西方能够倾听中国》，文中她对当天火炬传递现场进行了细致的描绘，谈到她无法回答那些冻红了鼻头，手脚发冷的中国志愿者小姑娘面对攻击发出的“这就是曾经滋养过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的土地？哪里有绅士风度？”的疑问。傅莹对西方部分民众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的误解深表遗憾，并从西藏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她与女儿的对话等多个层面阐述了中国正处于发展之中，虽然有许多问题，但期待两国人民可以消除障碍增进了解。

　　同样的外交风格也体现在2009年新疆“七五事件”后，她在英国《卫报》上发表的文章《统一和团结流淌在代代中国人血脉中》。文中有对新疆自然风光的描述，有对能歌善舞的新疆各族人民的称赞，还有对新疆古代丝绸之路的回忆。

　　在娓娓道来的话语中，傅莹阐述了一个本质性问题，即新疆是多民族地区，这一地区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她的一位前同事对《中国经济周刊》评价说，傅莹大使抒发的个人情感和良好的沟通姿态，令本来繁复沉闷的外交工作变得事半功倍。

　　傅莹也非常善于结合运用西方媒体看重的数据分析来说明问题，以达到最有效的沟通目的。人文和数据，这两个西方媒体最为看重的要素，在她的外交活动中被运用得炉火纯青。

　　在新中国建立60周年之际，她在《卫报》上发表了《中国60年：乡愁与发展》。文章开始笼罩在一种淡淡的乡愁中，她回忆了小时候她的母亲用一块手帕包裹着粮票交给她，并由此引出了中国曾经的定量配给年代，那段贫穷饥饿的日子。

　　紧接着便是详实的数据描述：“1949年建国时，中国的GDP总量只有180亿美元，人均GDP只有50多美元，而2008年GDP总量达到了4.3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3263美元。过去30年，两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中国目前共有近2000种报纸、9000多种杂志、287家电视台，还有7亿手机用户、3亿网民和1.8亿博客。毫不奇怪，中国人是世界上发短信、写博客和上网最活跃的国家”。由此得出中国建国60年以来取得的经济增长成绩，社会的发展，法治和民主建设。

　　在英国媒体误报中国驻英使馆投诉英《英国偶像》扰民一事后，她曾在英国发行量最大、最受欢迎的报纸《太阳报》发表公开信，表明自己也为《英国偶像》着迷。在这封平实亲切的公开信中，傅莹多次从一个母亲的角度，来叙述女儿也想加入尖叫粉丝的行列，以及现在的年轻一代是多么幸运、可以享受生活的感慨。而对《英国偶像》如数家珍的描绘，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傅莹对此节目的关注，这之后她又将文字自然过渡到对中国《超级女声》、《快乐女声》的介绍，说明这种融合了真人秀和比赛的娱乐节目在中国也是大受欢迎。

　　这别具一格的外交手法，迅速引起了英国媒体的关注，英国的老牌报纸《卫报》也发表评论赞扬傅莹的外交艺术，“以丘吉尔、斯大林为代表的历史上传统野蛮的治国本领，将被一种新的外交艺术，‘软实力’的应变能力所取代。”

　　在她离开英国时，《金融时报》主编巴伯高度评价傅莹：少有的能够拿智慧和魅力作为武器的大使。

　　但在捍卫中国主权和国家利益时，傅莹展现出女性少有的强硬。面对南海和钓鱼岛风云，作为外交部主管亚洲和边海事务的副部长，傅莹批评个别南海声索国一意孤行，警告小国不能肆意侵犯挑衅大国；对于日方在钓鱼岛海域非法抓扣中国渔民，她多次召见日本大使，要求立即无条件放人，给外界留下深刻印象。

　　2011年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谈及军费问题，对方咄咄逼人地追问：“中国难道没有比增加军费预算更重要的花钱的地方吗？”

　　对此，傅莹明确表示：“中国国防力量发展给许多事情让过路。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财富的公平分配仍然是中国的头等要务。我女儿这代人是没有经历过饥饿的第一代中国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你们对中国军力的担心在我看来，是受到陈旧的两大阵营意识形态对立思维的影响。你们对美国、法国等盟友拥有航母就感到放心，而中国拥有一艘航母你们就感到担心了。”

　　“中国无意统治世界。如果你们认为自己处于世界的中心，认为自己垄断了一切真理、一切正确的理念和价值观，那当你们意识到世界上存在价值观和文化的多样性时就会感到不舒服。如果你们认为自己赢得了冷战，那冷战已经过去了，结束了，终结了。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不要再居高临下，也不要试图包办代替，请与我们平等对话，学习去尊重其他人，而不是以冷战方式去臆造一个新对手，让我们一起合作。”傅莹的回答有礼有节，让人叹服。

　　在日常生活中，傅莹是个地道的蒙古族人。她喜欢奶茶，喜欢听蒙古族的长调。在外交场合，她从来不需要为赠送礼物发愁——蒙古族歌曲的CD是她的“送礼专利”。

　　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丈夫郝时远是民族学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傅莹曾承认，自己因为工作而“亏欠”了家庭太多。“我能有现在这个程度,先生对我帮助很大，家务我基本不管，我女儿对此也很理解，她已经习惯于有困难的时候找爸爸了。”

　　（资料来源：人民网、外交部网站、《中国经济周刊》、《国际先驱导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