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结“灰色伴侣”：危险的同居

　　推开掉漆的破木门，47岁的李清晨回家了。天才刚刚亮，阳光挤在这间十来平米的小屋内。旧床铺上发黑的被褥堆成一团，床铺旁边的墙上，挂着一张婚纱照。

　　照片内，李清晨西装革履，身边的女子身穿婚纱手捧玫瑰。然而，那名女子并不是李清晨的妻子。

　　女子叫小梅，2008年冬天，她和李清晨在打工时相识。相识时，两人在老家，都已有各自的家庭。

　　他们的工作是在北京酒吧厕所内搀扶呕吐的顾客，以此获得小费。你可以叫他“保洁员”，也可以叫他“搀扶者”。

　　他们共同过着黑白颠倒的生活，白天在家睡觉，晚上去酒吧打工。

　　从表面上看，他们和寻常的打工夫妻没有分别。两人没有吵过架红过脸，相处和谐。下班后，他们会一同去附近的公园散步，一起去市场买菜做饭。

　　最大的分歧，不过是作为四川人的李清晨喜欢做酸辣土豆丝，而小梅却按照西北人的喜好将土豆切成块炖着吃。

　　“我们和夫妻没什么不一样，除了少了一个结婚证。”李清晨这么说，事实上，他们和真正的夫妻区别很大。

　　当别人问两人的关系时，他们会扭捏不安，支吾难言；他们之间的钱产分开，因双方都有自己的家庭需要供养；他们的生活费虽界限不清，但双方都努力不让对方感觉吃亏——李清晨买油和煤气，小梅就买菜买米。

　　有时候，看到小梅拼命打工干活而将身体累垮时，李清晨会心疼，却不会阻拦——毕竟在老家，小梅有三个孩子要抚养，而他又不可能帮忙分担。因为没有法律维系，过多的经济利益交集显得突兀。

　　这对“怪异夫妻”居住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处城中村内。因为租金低廉，这里成为农民工的聚集地。在村里，和他俩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这里大部分是四川人，还有湖北、河北、河南的，加起来得600多人。”村内的租户称，他们都在附近从事保洁、绿化、电焊、建筑类等工作。

　　村里的砖房被村民隔成了十来平米的小间，一间月租200到300元不等。一个院门内有着十几扇房门，让这里像蜂巢一般拥挤。

　　这些蜂巢之中有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只有在村民房东私下聊天时，才会悄悄透露：这里住着大量的“临时夫妻”。

　　“租房的农民工很多都是一对对的，但有些却不是夫妻，是搭伙过日子的，起码有几十户都是这样”，一位房东说。

　　在今年的两会上，曾做过洗脚妹的人大代表刘丽说，因为打工的热潮一直还在进行当中，农村结婚又比较早，因为长久的分居导致了在不影响夫妻关系的情况下组建临时小夫妻的情况。“也许很多人听了很意外，但是在我身边，在我这个群体非常的常见”。

　　“临时夫妻不仅仅是在一个地方出现，农民工聚集的区域都可能形成这种临时家庭。”刘丽说。

　　这些特殊组合，有悖于传统意义的家庭，天生带着灰色性质和异样因子，无法在阳光下自然地存在。

　　在认识小梅之前，李清晨已经孤身在外打工4年。因沟通较少，他和老家妻子感情已出现裂痕。

　　“她脾气暴躁，我没法和她沟通，说几句就呛上。”在大城市打工的李清晨，越来越难接受农村妻子彪悍的脾气。吵来吵去，他给妻子下了最后通牒，表示“不能再过到一起去”，从此再不回家。

　　每月给读高中的儿子邮寄学费，成了他和妻子的唯一联系。

　　那几年，他说自己过得“很寂寞”，他恨不得一直待在酒吧厕所里，最起码那里总有推门闯入的醉汉，不会感觉孤单。

　　小梅的出现，让他“感觉生活都有奔头”。当时小梅刚入行，在女厕搀扶客人。干这行多年的李清晨细心给她传授经验，两人越走越近。

　　小梅的婚姻也早已残破不全。出生在甘肃清源镇一个贫困家庭的她，16岁时就被“换亲”嫁给了老家的丈夫，而小梅哥哥则娶了丈夫的妹妹。家里贫瘠的土地养活不了一家人，她被迫来北京打工。

　　她曾考虑将3个孩子接到北京来上学，但大都市严苛的户籍制度将这些孩子挡在校门外。孩子留在老家由丈夫抚养。

　　十多年来，异地分居让夫妻变得形同陌路，“一个女人有太多的心酸苦楚，我也需要一个肩膀”。

　　李清晨一次开玩笑似的喊了她一句“宝贝”，让这个40来岁的女子羞红了脸。

　　“宝贝，来我家里玩吧。”李清晨的一条短信，将小梅约到了他租的那个10平米的小房间，不久她就搬进了他家。

　　“各取所需”成为这些临时夫妻凑到一起的表面理由。

　　一年前，打工妹芳芳在一家保洁公司当钟点工，曾遭到一位男主顾的性骚扰，她哭着打电话告诉了老乡罗晓杰。

　　罗晓杰“很爷们”地帮她出头，从此两人就住在了一起。

　　罗晓杰的妻子在老家照顾两岁的儿子，并伺候他的双亲，他每月寄回生活费。而芳芳的丈夫是个残疾人，她一个人挑起了养家的责任。

　　“我挣钱养家，已尽到了责任，常年和媳妇分居，也会有正常的生理需求吧？”27岁的罗晓杰并不觉得他的行为有何不妥，他理直气壮地认为，和芳芳生活是为了相互照应，同时还能节约生活成本，“可以多往家里寄点钱”。

　　芳芳说，她一个女人在一个毫无依靠的城市活得太艰难，她不得不和罗晓杰“各取所需”。

　　但没有不透风的墙，老家的丈夫最终还是从老乡口中得知了芳芳的不忠，这个憨厚的山东汉子没有过多的挽留，他只要求将4岁的女儿交给他抚养，放她自由。

　　芳芳因想念女儿已整个冬季失眠了，她想到女儿牙牙学语的样子就泪流满面。

　　得知这个情况的房东太太郭女士并没有对芳芳施予更多的同情，她觉得这种关系违背社会道德，虽有无奈之处，但绝对不可取，“这些年轻人，在城市里迷失了，他们不懂什么叫家庭”。

　　在将台洼村，临时夫妻这成了不可言说的秘密。大多数农民工对此理解，并认为这是一种“合情不合法”的正当关系。

　　除却互相照应外，被压抑的“性”也成为临时夫妻的成因。卫生部门的调查数据表明，有55%的农民工已有超过半年没有过性生活；35%的农民工感到性压抑；70%的农民工希望家属能来工地探亲。

　　“可以说，临时夫妻是农村城镇化过度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认为，这是社会深层矛盾的表现。

　　杨团称，农民工大多是短期工、合同工，一年中只有过年时候回一趟家，导致长期的异地分居。同时由于收入有限，居住条件差，无法将家人接来同住；即使接过来，孩子上学和生活费也是问题。“被逼无奈，本着就近方便的原则，找人来一起生活，可能有一点感情，但主要是解决生理需求”。

　　两地分居的“性饥渴”和“各取所需”的便利性，是催生这种灰色组合的重要原因。

　　李清晨的家庭，早已知道小梅的存在，而他的妻子也已有了“对象”。

　　李清晨说，他不想和妻子离婚，去戳破那层让人有些尴尬的窗户纸。他曾小心翼翼地试探过儿子，孩子一句“我还是希望你和妈妈在一起”，阻断继续深谈的可能性。

　　他安慰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和结婚没有什么区别，“没负担，去留随意”。

　　而小梅的丈夫还不知道他们的关系。李清晨不想过多地去想，如果一天对方找上了门会是什么结果。“先处着呗，到实在不行的时候，再说”。

　　他说，他不喜欢称小梅是自己的“临时妻子”，她更像自己的“灰色伴侣”，尽管没法像正常夫妻一样光明正大，但这种不需要负担太多责任的相处方式，让他们都觉得轻松。

　　“我是爱她的吧。”他回答记者问题，同时也更像是对自己说。

　　似乎是为了证明他的这句话，一年前，他们去附近的影楼花了几百元拍了一组结婚照，李清晨将其中一张放大了贴在了斑驳的灰墙上，成了这个灰暗小房间中最抢眼的亮色。

　　但这张照片终究无法取代结婚证上的那张证件照，哪怕两人都笑靥如花。

　　对于未来方向，几乎所有的灰色家庭都茫然不知。

　　李清晨觉得，他和小梅就是两只背着重重外壳的蜗牛，背负着另一个家庭，只能在繁华都市的一隅，暂且栖息在一起。这种关系危险而不稳定，何去何从，他们无暇去想——他们得忙着活下去。

　　另一位打工者芳芳，已经体会到临时夫妻造成的恶果。

　　她挣的钱，每个月都会寄一大部分回家，尽管半个月后，钱还是会一分不少地退回来。她哭着给前夫打电话，说钱给女儿买点好吃的，这个双脚无法行走的男子有礼貌地说一句“谢谢，不用，照顾好自己”就挂了电话。

　　电话那头，她听见了女儿的哭声。

　　据媒体报道，多名亲历、接触过“临时夫妻”案例的厦门警方人士曾提到“临时夫妻”的种种隐含：被揭穿时，女方谎称“被控制”、“被拐卖”、“被强奸”；为了一条项链、一个戒指，“临时夫妻”反目成仇；一已婚女子欲结束“临时夫妻”关系遭拒，被连刺数刀致死；更有一“临时家庭”中，女方的未成年女儿被男方多次强奸。

　　事实上，这些灰色的家庭，已经触犯了相关法律。北京律师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张雪莉律师指出，法律规定，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仍应按重婚罪处罚。

　　“临时夫妻对外对外宣称为夫妻并同居，这种行为可能构成重婚罪，”张雪莉律师指出，受害的一方配偶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通过公安机关，由检察院提起公诉。罪名成立将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两会上，刘丽直言这种灰色结合带来的恶果：农村婚外恋增多，离婚率增高，也影响下一代的教育，导致两个家庭不得安宁。

　　刘丽曾提出她的看法，认为解决了住房问题就能解决夫妻分居问题。她提出两个建议，一是降低城市保障性住房的申请标准，让农民工也能住进保障房；二是由政府租赁城里人的多余住房，然后再收取一定税收，再以税后房租返租给农民工。

　　专家杨团认为，仅靠城市的发展无法解决农民工的生理需求和精神建设需要，更重要的是“做到农村和城市的结构平衡，需要给农民工更大的生存空间”。

　　薄暮时分，李清晨和小梅各自骑着一辆自行车驶出了城中村，终点是霓虹闪动的酒吧，而对于两人“夫妻生活”的终点，他们全无定数。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部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