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张思之：我为什么为“异端”辩护？

　　1980年，刚被平反的“右派分子”张思之出任“两案”辩护组组长。此前，这个五十年代的老律师，只打过“一个半”官司。第一个是南斯拉夫法律代表团来访，要求旁听中国律师的法庭辩护，他受命“表演”了一个抢劫案的辩护。另“半个”是一桩离婚案——办到中途，五七骇浪袭来，他被卷挟而去。

　　“两案”审判是一场历史性的审判。很多人都不愿意为“四人帮”辩护，张思之最初被指定为江青辩护，但被江青拒绝，随后又被指派给李作鹏辩护。

　　当初被江青拒绝，张思之还暗自庆幸。但今天他认为“两案”审判中江青没有律师是一个遗憾，是“两案”的一个败笔。因为如果有律师为江青进行辩护，更能够看出一个国家的法制情况，更有利于维护被告人权益。

　　记者：如果现在让你重新选择，你会为江青辩护吗？

　　张思之：我一定会。我当时之所以不愿意是因为对江青的理解，觉得这个人太讨厌，太可恶，太可恨了，对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失太大了！如果为她辩护，这不是遗臭万年吗？因为有那种狭隘的观念，所以不愿意。

　　这种观念显然是不正常的。实事求是地讲，从法律的角度替江青辩护的余地很大。作为一个律师，为什么不应该做呢？我当时没有那个耐心，很不耐心。

　　记者：有报道说，江青曾对你们说“我要你们做律师，是让你们跟他们辩去，可不是让你们来跟我辩的”。你觉得她这句话对吗？

　　张思之：她的话是有道理的。实际情况是她的理解有偏差，因为当时我们也不是同她辩论。我们只是向她说明情况，她很不耐心，对我们也有成见。

　　记者：有媒体说，成见主要是指当时江青认为你们是叶（剑英）、邓（小平）派来的？

　　张思之：对，认为我们是叶、邓的人，因为有这样的成见，她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记者：“两案”审判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你对江青个人的看法有改变吗？

　　张思之：有。应当说她这个人有她的礼数，还是讲规矩的，还是懂礼貌的。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们第一次见江青的时候，我们坐在会见室等她，她进来后，站在她应该坐的椅子背后，捋了捋头发，没有坐，也不吭声。等我示意坐下，她才坐。

　　当时给我的感觉，她真是个演员，会演戏。现在看来，实际上不是，她是出于一种礼貌，这是一个人长期形成的素养，不是装出来的。还有一点，这个人不怕死。在法庭上的表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法庭庭长江华宣布判处江青死刑的时候，她可没发抖，跟着就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记者：这是不是出乎很多人的意外？

　　张思之：当时认为江青就是一个疯婆子。其实不是，她有她的信念，她忠于她的信念，不管她忠于的对不对。这一点跟王洪文、陈伯达不一样。

　　“两案”辩护中，张思之和律师们触及了全部48条罪名中的13条，并成功抹去了7条。以致李作鹏在法庭上作打油诗概括张思之的辩护是“边鼓敲几声”，但还“有声胜无声”。

　　“两案”中张思之的表现，“令上上下下都满意”。他也因此名满天下，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我那时风光啊！”

　　此后，他婉拒了司法部律师司司长职位的邀请，以职业律师身份，成为体制外的散兵，“我的性格不适合官场，从小就有人说我有反骨”。

　　与当年“服从组织安排”的被动不同，历经多次特殊庭审后，他对为异端辩护有了自己的坚持和理解。

　　记者：刚才你也提到，对江青个人你是非常讨厌的，认为她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如果有机会，你还是会为她辩护。为什么你要为那些践踏法律的人辩护呢？

　　张思之：很简单，为了维护每个人的基本人权，这是不可侵犯不可被剥夺的。如果说一个人被指控为有罪而没有辩护权的话，那就是说公权力想怎么做都可以，那样的话任何人都有可能遭遇无妄之灾，都有可能被冤枉。基本人权很可贵，不可以动摇。

　　记者：即使这个人你很讨厌。

　　张思之：对，这是律师的天职。只要我是他的辩护律师，就应当从法律的角度维护他的基本人权，这是必须的。有朋友开玩笑说如果薄熙来请你，去不去？去。尽管我也很讨厌他，很不喜欢他。但是他的权利还是应该维护的，不可以因为他讨厌，就给他的权利抹掉，那不可以，这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