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星爆炸案背后的“死循环”

　　2005年6月28日， 冀中星的命运被一次横祸改变。

　　在自诉中，他称他在东莞被警车追逐，后被厚街镇新塘治安队治安队员暴打。他多处重伤，腰椎体暴裂性骨折，完全瘫痪。

　　从此，他和家人走上了一条讨要说法的漫长道路。

　　冀家一度寄望通过正常渠道得到说法。和当年的杨佳以及数月前的厦门陈水总一样，他们最先的选择都是向官方投诉来解决问题。

　　冀中星受伤几天后，哥哥冀中吉来到东莞照顾他。冀中吉说，自己是文盲，也不懂法。他已经忘记第一次上访去了哪个机构，只记得自己未被接见。对方要他去找东莞厚街镇公安分局。

　　2005年7月8日，冀中吉来到厚街镇公安分局上访。东莞官方称，厚街镇公安分局当时告诉冀中吉，正对该事件进行调查，但没有证据证明治安队员殴打冀中星，若有证据，将依法对有关人员进行处理。

　　"当时公安局没对我说这些。"冀中吉告诉记者。公安分局只是说，此事不属于自己职权范围，要他去交通局找交警，"没有报成案"。

　　冀中吉又去了交通局，最后也没有结果。

　　"我们是农民，家里穷又没钱，我们找谁，谁都不愿管……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冀中吉无奈地说。

　　投诉困难，已成基层信访中长期存在的难题。在媒体披露陈水总网络"长微博"中，他将自己卑微地称为"草民"，乞求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给条活路"。

　　为修改户口本上错填的年龄，办理退休手续，陈水总多次到厦门思明公安局和信访办。在两个部门之间，他被推来推去。他的上访日记写到，两方经常以证据不足、准迁证未写年龄、准迁证写错了等理由设障。

　　在基层信访事件中，类似的推诿很常见。

　　2011年江西抚州"5•26"爆炸案主角钱明奇，因为一次拆迁，他走上了信访之路，但从区政府到市政府，奔波多次，他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

　　同样希望得到答复的还有杀害警察的杨佳。惨案发生前，杨佳曾多次以网络和信件的方式向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公安分局投诉，要求开除打他的民警，要求精神赔偿。

　　然而他只得到一句简单回复：民警的停行检察符合法规，并无不当。

　　2005年的那个酷暑，在东莞告状无门后，冀家陷入困境——住院治疗近1个月，医疗费都是自付，钱花光了。冀中吉被迫把弟弟接回山东老家。亲属发现，回家后，冀中星的性格有些变了。他什么都闷在心里，很少对外诉说。

　　冀家开始把希望转向媒体。冀家一个远亲从事媒体工作，帮着向同行反映情况。得知冀中星遭遇，菏泽一家地方媒体做了专题报道。冀家拿到了几十张报纸。但报道没有下文。

　　在冀中星受伤几个月后，通过该亲戚指点，冀中星邀请河南小有名气的媒体人吴贤德来山东采访。吴贤德是农民工出身，常帮欠薪和受工伤的农民工维权。

　　"他对人一点敌意都没有，没有说要报复社会什么的。就是为被打生气。"吴贤德回忆。

　　探访后，吴贤德很难过。他写了一篇求助文章，希望媒体关注冀中星。

　　文章发到山东《齐鲁晚报》、《山东日报》的网站，但没人关注。他又把文章发到东莞报业网等多家网站和论坛。然而帖子不是被删，就是少人问津。

　　吴贤德发帖的2005年，正值中国网络论坛的鼎盛期。在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论坛"天涯"，网民刚刚学会恶搞，刚刚习惯仇富，明星八卦和官员传闻成为论坛上的主流。和这种热点相比，冀中星的故事显然不足以吸引眼球。

　　即便在今天，大多数个体维权新闻仍然很快被淹没在信息的洪流中。天涯、凯迪、猫扑等论坛，有很多反映征地拆迁、司法不公、政府行政不作为的帖子，点击量大多惨淡。陈水总曾于2013年6月初在腾讯微博上连发12条微博喊冤，但直到厦门公交车大火前，浏览量都少得可怜。

　　也没有人留意钱明奇在自己微博上的暗示："十年来，我依法诉求至今未果。我要是拦路抢劫十块钱，又应受法律如何制裁？我该怎么办？当初我没有向唐福珍汪家正等人舍身保家抗腐那样做，今不想做第二个钱云会和徐武，逼迫我向董存瑞学习。"

　　出轨的恶行，往往就在这样的漠视中酝酿并发生。

　　冀家人曾希望，法律能给冀中星一个公正答复。

　　冀中星受伤后，老乡通过当地法律援助中心，找到了律师薛朝辉。薛朝辉找到了目击证人龚涛，后者愿意出面作证：是治安队员殴打了冀中星。冀中星还对自己的伤势做了司法鉴定。

　　人证、物证都有了，吴贤德说，冀中星觉得官司一定赢，律师也这么说。

　　2005年7月28日，冀中星委托律师向东莞市公安局厚街分局递交行政赔偿，要求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并赔偿334782.49元。

　　《南方都市报》报道，律师要求厚街警方以故意伤害立案，被拒绝——当时厚街警方坚持认为，冀中星是在拒绝被查车的情况下，骑车不慎摔倒受伤，只肯以交通肇事立案。

　　刑事立案无果。但冀家觉得仍有机会。吴贤德说，冀家要求不高：希望律师通过法律渠道要到钱，把卧床在家的冀中星送去医院继续治疗。

　　此时，冀中星的治疗已基本中断，但是，"他还有信心，还相信法律程序"。吴贤德说。

　　2007年，冀中星通过律师对厚街镇新塘村委会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人身损害赔偿金338266.99元。此时因薛朝辉工作变动，律师已更换。

　　民事诉讼也失败了。东莞市人民法院、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举证不足，两次驳回诉讼请求。官方认为，这是一起交通意外。

　　此前，律师在电话里告诉吴贤德："迫于地方政府压力，我们没法替他出头。"

　　"当地公安分局又当裁判又当运动员，官司怎么打得赢？"吴贤德认为，如果请山东律师去东莞，结局可能好点。但冀家无力负担差旅和律师费。

　　"实在绝望之后，冀中星不相信法律了。"吴贤德告诉记者。

　　有类似心路变化的，远非冀中星一人。钱明奇曾买过很多有关房屋拆迁赔偿的法律书，陈水总也曾找援助律师求助。他们都曾试图在法律框架内解决问题，却未能如愿。

　　冀中星案发生后，媒体人罗昌平发微博称，冀中星分别向厚街公安分局、国家信访局、中央政法委上访，向两级法院举诉，最后都转至东莞公安局处理，而治安队又与公安局直接关联，"就算爆炸案发生，还是指定东莞公安局调查，这是一个无望的死循环"。

　　投诉无果、报道无用、起诉无门，冀中星开始盘算最后的出路。

　　和许许多多上访者一样，北京是他们最后的希望。湖南的唐慧曾经在6年间进京上访23次，沈阳杀城管小贩夏俊峰的妻子张晶，为夫鸣冤，来京上访难计其数。钱明奇在诉讼多次被驳回之后，也上了北京。而他们又仅仅是进京上访大军中的微小个体。对人数庞大的上访者而言，中央机关意味着权威，也是逆转案件的希望。

　　2007年，冀中星第一次到北京上访。他告诉同乡阿贵，在地方解决不了大问题，只有上中央。

　　刚出火车站，他就被拉到北京南站附近的收容所。

　　阿贵去找冀中星。收容所的一个单间内，阿贵看到，冀中星正坐着轮椅在房间里不停移动。冀中星对他说，收容所管吃管住，还专门安排了一个老头照顾自己，条件不错。

　　一个星期后，村里来人，把他接回，承诺解决问题。但情况依旧。

　　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前，冀中兴告诉朋友，自己想去闯奥运场馆。

　　最后他没有这么做，但做了另外一件同样让人震惊的事：他准备坐火车去广东，但在菏泽火车站被拦。安检显示，他带着一包炸药，是用黑火药做的。

　　阿贵认为炸药是冀中兴自制的。他告诉记者，农村没什么玩具，但鞭炮很多。男孩会把鞭炮拆开，集中火药，然后点一根火柴一划，观赏那耀眼白光。小时候的冀中星也玩过这样的游戏。

　　但这一次不是游戏，而是复仇。

　　"他说自己心里恨，要去炸广东那些治安队的人。" 阿贵说。

　　因为时间段敏感，当地政府大为紧张，派人看守冀中星。冀中吉说，怕弟弟乱跑，当地政府没收了弟弟的轮椅，奥运结束才归还。

　　被"限行"后，2009年，冀中星从村里一个家电维修处买到了一台旧电脑。他学会了打字和上网。阿贵经常看到他躺在床头，用一个指头一下一下地摁键盘。冀中星说，听说网络的威力大，有了电脑就更方便申冤了。

　　在全国信访信息系统中，冀中星2013年通过国家信访局投诉网站重复反映同一问题。他所用的，就是这台旧电脑。

　　东莞官方称，冀中星的投诉被国家信访局经广东省信访局，转给了东莞市信访部门。后者在2013年7月17日将投诉交给厚街镇人民政府，要求其在25个工作日内将情况回复市信访部门。但冀中星对此毫不知情。

　　冀中星还向中央政法委反映过情况。东莞官方称，2009年9月，中央政法委将冀中星的信访诉求转交东莞有关部门。次年，东莞市公安局的人来到冀中星家中，给了10万元。官方说法是，"考虑到冀中星家庭困难，经东莞市公安局协调，厚街镇公安分局救助冀中星10万元"。

　　冀中吉告诉记者，对方说了很多好话。因为急需这笔钱，他不明就里就签了。"签了以后，说不许再上访了。这是救助，不是赔偿。我们觉得被骗了。"他在一条请人代发的微博中说。

　　这10万元缓解了冀家的燃眉之急。阿贵说，冀中星总是幻想着自己能重新再站起来。拿着这笔钱，他到处看病，还尝试了种种民间偏方。冀家人说："每次医生都告诉他，你的病看不好了。"每一次看病对冀中星都是一次打击。

　　远亲表示，不满的冀中星此后又多次去北京上访，有时坐火车，有时坐汽车。但他对"告御状"成功的信心越来越弱。

　　2013年春节，冀中星悄悄告诉同乡，要去炸飞机场。后者不信——一个瘫痪的人怎么去炸？他以为他在说着玩。

　　冀中星神秘地告诉他："你看我床底下，扒了许多两响炮皮。"后者低头，看见很多残余的两响炮壳，但两响炮是当地过年点的，没人想到它的火药能炸飞机场。

　　2013年初夏，因为旱灾和病虫害，菏泽的小麦严重减产。冀中星的生活更加陷入困境。

　　"我想是钱花光了，又想到过去这事，激起愤怒。"冀中星的叔叔猜测，经济状况成为压倒侄子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的恨一点一点积攒，最后爆发。"

　　7月20日拂晓前后，冀中星摇着轮椅，拎着一个黑包离开了家。他没有告知任何亲人，独自坐上一辆开往北京的客车。

　　和杨佳、钱明奇、陈水总一样，他踏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

　　事发后，有网友在微博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一个老百姓，走法律程序走不通；媒体曝料没人睬；上访不合法可能还挨打；闹市引爆等自然是恐怖行为；一对一报仇当然也违法；自焚又太亏还未必顶事，除了坐等海晏河清，他还能怎么办？

　　"这种情况我见得太多，我真的没有办法了。"于建嵘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