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小伙伴”怎么开中央全会？

理论上，每年至少开一两次

　　在所有共产主义政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央全会一般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备受瞩目的决策诞生地，更是国家战略的发源地。因此，中央全会何时开，开几次，每次讨论什么议题，都是重大的政治部署。以中国共产党为例，从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开始，中央全会基本形成了目前的形态：每届中央委员会召开7次全体会议（十三届中央委员会除外，共召开了9次全体会议）。十六大党章更明确规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集，每年至少举行一次。

　　和中共一样把中央全会召开频率以党章形式固定下来的，还有朝鲜和古巴。2010年9月，新修订的《朝鲜劳动党章程》规定：党中央委员会每六个月至少召开一次全体会议。朝鲜中央全会的召开自此得以制度化。而在古巴共产党章程中，则规定中央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全会，政治局可召集多次会议。不过这个规定后来又发生了变化，2011年召开的古共六大决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中央委员会全会。

　　与上述社会主义国家不同，越共中央全会开会不定期，一年可能召开多次。按照2006年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修订的《越南共产党章程》，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每5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推迟或提前召开的时间都不得超过1年，但是对全会召开的时间和次数没有做出细致规定。2011年越共召开了第11届全国代表大会，但在本届会期内，三年来越共却召开了9次中央全会。最近的一次是今年5月14日闭幕的越共11届9中全会。

朝鲜文武并进 越南政改修宪

　　在具体议题上，这几个中国的社会主伙伴的侧重也各有不同，朝鲜党中央全会在劳动党大会闭幕期间,每6个月开一次会,讨论党面临的重大问题,决定党的路线、政策、战略和战术。例如,1967年5月,党中央四届五次全会上,讨论了金日成提出的“确立党惟一思想体系”的建议。1973年,党中央五届七次全会上,讨论了实行“思想、技术、文化”三大革命的问题。

　　到了金正恩时代，劳动党中央也经常通过中央会议、政治局会议等决定重大问题。比如2013年4月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实施经济建设与核武力建设并行的战略路线。至今朝鲜一直按照“并进路线”来和相关国家交流、沟通并处理朝核问题。

　　古巴则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中央委员会全会，主要讨论经济模式现代化进程和经济计划实施情况。在被称为古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古共六大召开后，经济改革已经成为这个拉丁美洲国家的重中之重。但这场空前力度的改革涉及的仅仅是经济领域，对政治改革则闭口不谈，而且经济改革虽然在向市场靠近，但仍回避市场经济，古巴官方改革文件强调，将继续实行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改革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而不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

　　相比之下，越共中央委员会频繁召开全会，集体讨论问题的方式，则颇具生气，在议题设置上更不拘一格。越共召开的中央全会讨论的主题相当丰富多彩，既宏大也细微，比如6中全会讨论的2012年经济社会形势报告，到了8中全会讨论的则是洪水灾区救助问题，而在越共7中全会在10天的会期内，更讨论了政治改革、民运领导、宪法修正、党建落实、干部培养、气候变化等6大问题。

“中央全会”在朝鲜没那么重要

　 一般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执政党中央委员会都是党代会闭会期间，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但在朝鲜这是个例外，最突出体现就是国防委员会地位的提升。国防委员会本是朝鲜的最高军事机关，但由于金正日的先军政治，被不断拔高至事实上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2009年朝鲜进一步修改宪法，将国防委员会委员长明确定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其职责由原来的“领导总体的国防工作”变为“领导国家的总体工作”。

　　这也就意味着，当金正日主要通过国防委员会来领导朝鲜时，劳动党的地位便不可避免地下降了，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地位也随之下降。一个数据很能够说明这个问题：自1993年12月的第六届21次党中央全会之后，直到2010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没有召开过一次全体会议。

　　这样特殊的情况源自金正日，媒体曾报道称，他更愿意通过直接下命令的方式，通过一个少数人组成的精英集团而不是至少上百甚至上千人的中央委员会或代表大会来治理国家，这符合他隐秘的行事风格。有人将金正日的核心决策圈称为“厨房内阁”，它人数很少，甚至开会也无一定之规，其成员的地位完全取决于同金正日的关系。在这种统治方式下，党代会和中央委员会自然就没有什么地位了。

越南将“中央全会”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和朝鲜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越南，中央全会正成为越共中央治理国家的一种灵活手段。除了议题的多样性，公开和透明更是越共中央全会的特点，虽然全会现场并不对外公开，但是召开的时间、地点媒体早就对外公布。不仅中央全会开闭幕的消息民众能第一时间在官方和商业媒体上获悉，就连每天开会讨论的内容，越共中央的宣传机构还专门作“会议简报”，每天在会后公开发布，给民众比较宽松的知情权。

　　而在越共中央全会的闭幕公报中，行文用词恳切，既有传统话语，也不避讳矛盾分歧。越共11届7中全会公报对党建问题就曾做了大篇幅的批评性措辞。而在会后，越共对党的决议的宣传工作中，那就是中央官员“集体下乡”，到地方去参加会议，实地讨论并解决问题。会议的形式也很有意思，不是圆桌会议，不是中央官员居中而坐，而是越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坐在桌子一边，地方省委常委坐在另一边的“谈判式”工作会议。

　　应该说，越共中央全会是一种迎合社会进步与变化的外在表现——它努力塑造党和民众的鱼水关系，协调党内不同声音，努力面对机遇和挑战。它所承载的，要远大于它的形式和内容，越共对此有十分清醒的认识，这才是越共中央全会不断与时俱进的根本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