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胁蓝翔的国外势力在哪？

与时俱进的国外势力

　　“国外势力”、“境外势力”、“敌对势力”，这些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词汇。随着时代的变迁，所描述的对象也在发生着变化。有些从“境内外敌对势力”变成了好朋友，有些虽然不再经常与“境内外敌对势力”对等，但偶而也会拿出来作为反面典型。在十八大报告中，曾专门提到了“敌对势力”的内容。“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和工作机制，高度警惕和坚决防范敌对势力的分裂、渗透、颠覆活动”。

　　建国初期，境内外敌对势力是美蒋特务和土匪，外加国际上的反华势力。文革时期，“敌对势力”又转化为“黑五类”的地富反坏右。在毛泽东时代，“美帝国主义”被长期视为重要的敌对势力。因此在那个时期的宣传话术中常有“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内容。而当和苏联反目之后，苏联也跃升为敌对势力。于是，在宣传话术上便有了“苏联亡我之心不死”了。随着苏联解体，中俄关系向好。“苏联亡我之心不死”已经被埋入了故纸堆中。但是，“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的语调则时常隐现于当今的话语体系内。

　　而当下，“国外势力”的范围又有了进一步扩大。他们在中国总能找到可乘之机，大至民族问题乃至上层权力之争，小至公民维权乃至爆炸起火垮桥拆迁城管打人之事，事后总有声音发出来，跟所谓“敌对势力”扯上关系。

　　今年9月一篇题为《恶意炒作“7.23”动车事故中国高铁发展付出沉重代价》的文章在结尾称：国外确实存在着敌视中国高铁的势力，他们力借“7.23”动车事故重挫中国高铁。而上海法官“召妓门”事件发生后，上海市高院代院长崔亚东也说：四名法官的违法违纪事件给境内外敌对势力借机攻击党和政府、攻击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攻击上海党政干部队伍提供了可乘之机。长沙市开福区房产局前副局长曾新亮更把访民视作敌对势力，在他的《局长工作日记》中这样写道“要主动出击，注意方法，请公安按敌对势力办”。甚至中国雾霾和环境污染也被一些人认为是外部势力恶意炒作攻击中国。

　　一时间，好像只要是对官方不利的指控，乃至对官员错误的正常批评都有可能被视为“敌对势力”。都有可能是“敌对势力”在前台唱戏或在幕后指使。不认真检讨己之失误，却将己之失误招致的外界批评定性为“敌对势力趁机进攻”，虽说很荒唐，却是打击批评者并转移视线的最好方式。

为何“国外势力”如此盛行？

　　那么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是否正透过种种手段去干涉和影响我们的政局？当然有，美国善于利用媒体、智囊机构和各式伪装成私人企业或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去达成它的目的，这点尽人皆知。冷战以后，更有不少新出土的文献和研究证明即使是美国现代艺术的崛起，也离不开中央情报局的推波助澜，因为他们想要在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域战胜共产党国家，标榜“自由世界”的优秀。这一切都是冷战思维的延续。

　　但和中国社会盛行的一些“国外势力”阴谋论不同，以上的论断背后都有大量的资料和整全的理论架构作为支撑。而中国的一些关于”国外势力”的论断则是有罪推定，信口雌黄，内心确认即可。它甚至不是一种论证方式，它只是一种气氛；它的效果不是来自论据，而是来自一种情绪的感染。它以建立在无知上的恐慌取消了一切推理和证据的必要。

　　而公众似乎也很愿意接受一个有威胁的外部势力的存在，这是因为类似的话语贯穿了几乎所有的官方文件、教科书以及大部分论文和媒体。很多中国人心中早埋下了阴谋论的种子。而中华民族传统性格中有一种忧患意识。从积极的一面来说，它使我们知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知道“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从而形成一种警惕和自觉，不忘奋发图强。从消极的一面来说，它使我们出于某种利益考量，习惯于夸大甚至谎报敌情，甚至养寇自重。

　　有趣的是，将敌对势力挂在嘴边上的国家不只有中国，美国亦不例外。在美国的国会中，议员们也十分善于将敌对势力作为推行某项政策的借口。朝鲜、伊朗以及委内瑞拉也经常提及敌对势力。委内瑞拉还将查韦斯的患病归结为敌对势力所为。

法治社会不应有那么多“国外势力”

　 客观上，一个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可能会有一些意图不轨的“国外势力”存在。我们需要具体分析这些“敌对势力”，准确定位这些“敌对势力”，既不夸大，也不缩小。不能想当然的主观臆测。

　　具体到蓝翔，在遭遇全方位危机的背后，究竟有无国外势力在推波助澜，我们自然不得而知。蓝翔校长既然断定有“国外势力”参与其中，那就得摆事实、讲道理，拿出真凭实据。某种意义上说，蓝翔的问题，其实是多年来捂盖子“捂”出来的，盖子“捂”不住了，就需要面对，需要诚恳地接受公众质疑，而不应该拿些捕风捉影的东西来糊弄公众，神神叨叨地用“国外势力”来为蓝翔背黑锅。

　　而类似蓝翔校长的“敌对思维”早已不适应现代社会。在市场经济下只有不同利益主体和不同利益诉求，民众合法维权也是市场发展的进步力量，各种正当利益诉求都应得到法律保护。被拆迁得不到合理补偿，有关部门应遵循平等协商原则，而不是扣上一顶“敌对势力”的大帽子。

　　尤为重要的是，这种思维模式与民主法治建设格格不入。在民主法治社会里，只有法律概念的公民而没有“敌人”；只有法律意义上的罪犯，而没有政治意义上的“敌对势力”。即使犯罪分子，也只是违犯法律的公民。在法治日趋完善的公民社会里，随随便便把一个公民定性为敌人，把一个利益诉求群体定性为敌对势力，这种思维早已不合时宜。

　　 在法治社会里，利益各方只能在法律框架内，通过谈判来达成妥协，这才是民主与法治的思维，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需要的是民主与法治的思维，这样才能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化解和解决社会上存在的一些矛盾。以敌对心理、敌对逻辑为基础的“敌对思维”是法治建设的路障，它只会带来以怨报怨、以暴制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