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格案追责不应止于个人

比平反更难的，是追责

　　随着呼格案进入问责阶段，应该即将有人因此要为自己十多年前的行为埋单。在问责一个证据严重缺乏、程序多处违法却仍能层层闯关的冤案时，很显然需要追究的不可能只是一个刑侦人员，也不仅仅是公安部门，而是整个参与办案的公检法系统。简单说来，冤案追责可以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往往与相关办案人员犯错是否故意及造成的后果相关。在已公布的错案责任追究条例中，基本采取“责任自负”、“承办人负责”、“谁主张，谁负责”的追责原则。

　　去年8月，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规定法官、检察官、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实行“终身负责制”；今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意见》，也有类似规定。但现实中，要对冤错案全面追责，却仍然不易。现实中多种因素的纠结，使得问责比平反更难。

　　一方面，任何一宗陈年冤案，要么当年办案的人员现在成了领导，要么当年定调的领导现在成了更大的领导，要让大领导下决心来追究小领导，并非易事。而且，冤案涉及的公检法人员众多，就数量而言，一旦某一案件被认定为错案，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人员可能达数十人之众。如果从上至下一查到底追究刑责，哪怕判最轻的缓刑，也涉及“丢饭碗”。

　　另一方面，建立有效的错案追责机制当然没错，但目前“一概而论、一竿子打到底”的错案追责，可能导致将来出现“反效果”。错案要追责，但也要区分不同性质。有些错案是因为行贿受贿，这是应该严惩的。有些错案是因为办案人员技术层面的水平问题，就应该适度追责。比如不只是追责承办法官一个人，甚至和全法院考评都挂起钩来，反而可能导致司法人员有错不究、有错难究、有错不敢究。

　　更难调伏的还有民意。浙江省高院院长齐奇曾公开表示：在佘祥林案和张氏叔侄案中，没有发现是故意制造冤案，都是在组织内部，按照党纪政纪来问责。可是公众担心的是，党纪政纪最终会出现什么样的追责?问责是否会公开?又是否会不了了之?而由执法机关“自查自纠”又天然地无法取信于公众。可以肯定，如果没有严厉的惩戒结果或足够的透明度，呼格案的后续追责也会面临同样的质问。

　　实际上，防止有责任的领导被纵容，最好的办法是，可以由本级人大常委会对追究错案责任工作实施监督，进行询问或质询，及启动撤职或罢免程序。但在实践中，各级人大极少行使这一职权。

冤案制造者往往也是“受害者”

　　赵作海案是前几年另一起著名的冤案，时任该案公诉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赵作海冤枉了，我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因为我扛不住，我地位太卑微，人微言轻。我应该顶，但是顶不住，即使顶住了，你(赵作海)还是被这转动的车轮碾死。”他还说：“我也是受害者，是(司法)制度的受害者。”而呼格案发生时，正值第二次全国“严打”，各级政法机关重拳出击，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行为。呼格被认定为犯罪嫌疑人之后，仅仅两个月就被执行死刑，呼应的正是“从重从快”的时代节奏。

　　在公众固有印象中，司法人员乃强势一方，“受害”从何谈起？仔细寻思，此说也不无道理。试想：办案民警、主审法官与赵作海无冤无仇，最终却因为该案而落得前程尽毁，甚至身陷囹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可以算是“受害者”。正如公诉人所言，在一辆滚滚向前、无坚不摧的战车面前，任何个人的力量都显得微不足道，螳臂当车只能被“碾死”。在这样的关头，个人所能做的选择，要么屈从战车前行的惯性，要么辞职不干，从轨道中逃离。而个人消极抵抗、独善其身对事件进程毫无影响。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满盘皆输的负和博弈过程，非但案件的当事人是受害者，体制内的司法人员未必能够幸免 亲手制造冤案被揭发，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有时甚至比冤案主角还要惨烈。“佘祥林案”之后，就发生了该案办案民警潘余均自杀事件。司法人员和受害人被司法不公捆绑在一起，成为同道中人，传递出的信息令人窒息。其尴尬还在于，即使对冤案制造者实行严厉的事后惩戒，也难以起到有效的事前规避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超越个人追责的浅表，在更高层面反思。

呼格案暴露的问题，远不是个人追责所能解决

　 厘清与追究个人责任固然需要，但止步于此显然是不够的。个人只能为属于个人的责任部分负责，由个人之外的力量强加的，让他们担责显然有失公允。如果仅把错案当作个别、偶发案件而不在制度层面作出检讨、有所革新，错案的真正价值就没有得到实现。事实证明，在刑事司法中，冤案得到平反后，如果造成冤错案件的病灶不除，冤案就会“自我复制”

　 中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公安、检察院与法院分工负责、相互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然而在中国，一个刑事案件一旦被侦查机关做出移送审查起诉的决定后，此案最终就极有可能被定罪。在侦查终结环节，案件的最终命运几乎就已经决定。因此，一旦侦查程序通过案卷笔录对法庭审判的绝对影响，成为整个刑事诉讼的中心，法庭审判在一定程度上变成对侦查结论的审查和确认过程，而失去了独立自主的审查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能力。

　　这种“流水作业式”诉讼中，面对冤假错案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利用退回补充侦查、发回重审，再通过内部提出司法建议，希望他们的自己处理内部消化。然而一旦中间有外力干预，基于趋利避害的生存法则，法官就会放弃正当程序的理念和原则，错误地迁就警、检机关原本的意愿，认可其错误追诉主张，同时对被告方有关刑讯逼供的辩护意见不予重视，“疑罪从有”的思想在博弈中占据上风，并最终成为案件裁决的指导思想。

　　而严格的错案追责制度进一步加剧了公检法三机关的配合，当后一程序的决定机关需要对前一程序的决定作出更改时，就需要估计到错案追究制度对相关责任人的负面评价，另一方面，这一制度也会促使前一程序的决定者在作出决定前往往会通过请示、咨询等方式征求后一程序决定着的意见。在这个过程中，各级司法单位惧怕出现所谓“错案”而不敢承担责任，稍有疑问就向上级单位请示，待上面有确定的“意见”或“指示”后才定案，最终使得整个上诉制度和司法独立都失去意义。原本应该相互制约的公检法三家，却变成了只讲配合不讲制约的“一家亲”，冤假错案由此就顺利出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