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志红是不是真凶，谁说了算

赵志红案该怎么审

　　2014年12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宣布再审判决呼格吉勒图无罪;翌日,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宣布,经对“4-9”女尸案进行审查,就赵志红的该起犯罪事实向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追加起诉,指控赵志红构成故意杀人罪、强奸罪。众所周知，呼案再审被判无罪是基于疑罪从无、证据不足的条件下，如果深入了解被害女子当日离开饭店到被发现共1小时30分钟左右的时间里,遭遇了什么?甚至进一步查出真凶是谁，就可以进一步通过法理证明呼格吉勒图的无辜。2005年,内蒙古系列强奸杀人案凶手赵志红落网,其交代的数起案件中就包括“4-9”毛纺厂女厕女尸案,从而引发媒体和社会对呼格吉勒图案的广泛关注。这两点也是为什么大家如此关注赵志红案的原因。

　　不过即便呼格案已经翻案，赵志红是不是真凶，还是需要通过案件审理依法确认。不能仅因其愿意认罪就不经法律程序的增加一条指控，毕竟冤案翻案靠的是法治的进步而不是让赵志红成为第二个呼格吉勒图。如果“4-9”案真凶无法认定，那么同样的疑罪从无，赵志红也不能被认定是该案凶手。根据有关程序即便是被告人承认自己有罪，也可能是出于自己的考虑会错认、误认，刑事辩护律师此时绝对不可以帮助其认罪，律师只能从无罪、罪轻角度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律师通过提出无罪、罪轻证据来对抗制度上强势的国家指控，进而给当事人强有力的法律保护，这才是法律设置控辩审结构的初衷。

　　也有例外，那就是和赵志红案颇为类似的王书金案，检方与辩方律师颠倒顺序版的控辩实为罕见。不过对于他们两人的情况而言，“自证其罪”似乎更有利。王书金的律师之所以如此是为了替其争取轻判，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王书金和赵志红这样的供述，即使不构成自首，也可以或应当从轻处罚，而王书金上诉，可能依据的是“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希望被认定构成重大立功。

　　不过相比王书金案，赵志红所供述的真实性更为可信。所供述的作案细节比早前作为凶手枪决的呼格吉勒图所说的还要具体、详细，他甚至还能够清楚地指出当时的作案现场。2005年的测谎也证明“赵志红的供述属实”。并且在审讯赵志红期间，他还主动交代了几起公安机关没有掌握的事实案件，后都证明属实。

案件搁置8年，需要个说法

　　赵志红案和王书金案还有一个相似点，就是都超过了法定审结期限。2006年11月28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公开审理赵志红案，因赵志红当庭指出检察机关的控诉漏掉了1996年那起强奸杀人案，庭审暂停。在各种原因的作用下，赵志红案再没有开过庭，直到今天已有8年。而王书金在主动供出和聂树斌案高度吻合的奸杀案后，搁置了6年。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二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三个月。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或者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以及有刑诉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因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也就是说法定的审结期限最高为九个月。

　　两案牵涉到相应的冤案疑案，而冤案疑案的翻案和复查意味着高成本的赔偿以及追责，有关部门“不想查”这是案件为什么搁置了这么多年的最直接原因。然而有关部门的主观意愿又是如何“拖延”案件的审理的呢？延期审理是指法庭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因出现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审结影响审判进行的情形，而延缓审理期限的制度。虽然刑事案件的延期审理有着明确要求，但是超期羁押、“押而不决”等现象在全国许多地方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实践中将延期审理的理由几乎全部归结为疑难、复杂案件、向领导汇报、补充证据、做调解工作等等，不严谨、不规范，随意性较大。有时一个并不复杂、疑难的案件，被说成疑难、复杂案件，一个并不具备延期审理条件的案件，而非要延期审理不可。案件延期审理的实际操作标准不清，让许多有私心者有空子可钻。

　　实行控辩式审判以来，法院自行调查量并未减少，也是拖延审判的一个客观原因。目前，检察院移送的证据主要是确认犯罪的材料，而对于确定量刑所需要的材料，一般不作为主要证据移送。对辩方提出的新证或重大疑问，大都需要进行补侦或核实。这也是一个客观原因。但这是否是赵志红案、王书金案被搁置了这么久的原因呢？相关部门还欠我们一个答案。

赵志红还活着是“不幸中的万幸”？

　　而今看来，赵志红案的搁置甚至成了“不幸中的万幸”。2006年11月28日，公诉机关对赵志红招认的10起强奸杀人案中的9起提起公诉，唯独漏掉了“4-9”命案。新华社记者汤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赵志红不能死，他要死了，呼格吉勒图案不就死无对证了吗？”他当即写了一份内参，呼吁重视赵志红案。汤计先后写了5份内参，引起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的重视，原本应该择日宣判的赵志红案件，被最高法叫停。这才有了日后的一次又一次的追问，以及呼格案的平反。在一项有关冤案平反的研究中作为样本的，20起冤案都是因极其偶然的因素而得以纠正，其中17起是因为发现真凶，另外3起是因被害人“复活”。难道冤案平反只能靠这样的“万幸”吗？

　　河北省高院院长卫彦明曾对媒体表示，如果最终确定不是王书金作的案，就没有必要核查聂树斌案。然而案件的真凶真的就是非此即彼吗？去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对聂案复查的指令，给了我们答案。王书金无彼罪也不等于聂树斌有罪。河北省高级法院认为证明王书金实施强奸杀害“聂树斌案件”中的被害人康某某的证据不足，不能认定王书金实施了该起犯罪，并不能由此推定聂树斌有罪。找出真凶和证明清白不能简单的画上等号，呼案和赵志红案亦是如此。诚然，就事实来说，赵志红案的搁置，对呼格案来说并不是最坏的结果，但是所谓的“真凶倒逼冤案翻案”仍然是一个病态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