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颜劫”引发的新闻伦理战

独家的底线和指责的界限

　　从“独家报道”到私自成立基金，到试图混入医院内部拍摄再到凌晨致歉，深圳某媒体的做法确实令人诟病。但是对媒体开炮，指责媒体记者像秃鹫般期待生活中的不幸，也只能发泄情绪的偏颇之词。个别媒体的不道德行为需要被指出，谴责甚至追究法律责任，然而，不分界限，将错就错的炮轰所有曾等待在病房门口的媒体，很可能将记者这个职业、这个群体污名化。

　　记者守在姚贝娜病房的门口首先是因为她是一个公众人物，公众人物跟普通老百姓不一样，她的一切外界都想知道，包括病情。既然发布了消息，记者就必然会到场。为了公众利益在现场采访，只要不构成对当事人的骚扰和对其隐私权的侵犯，就不应受到指责。经纪公司如未有提前契约，姚贝娜去世消息由谁先发布则无妨。即便是如爆料文章所称深圳某晚报是“搞定”了为姚贝娜进行眼角膜手术的医生姚晓明，所以“独家”得到消息。但是，记者伪装成医生助手偷拍死者？在别人伤痛的废墟上清点自己的战利品，那是一种耻辱。对于这种逾越底线的行为，无论是关心姚贝娜的公众还是当天守在病房外的记者，还是活跃在网络上的媒体人都进行了指责。

　　事后，有媒体对涉事医生姚晓明进行了采访，他表示自己与进入偷拍的记者无关。而该媒体未经授权以姚贝娜的名义成立的光明基金中，深圳晓明眼库基金的爱心大使就是姚晓明医生。面对指责，该媒体既没承认也没否认，直到18日凌晨其在官方微博证实了自家记者当时混进医院试图拍摄姚贝娜遗容传闻，称“记者确曾进入临时手术室拍摄眼角膜手术过程”，但所谓的致歉更像是辩解“当亲属表示拍照不妥时，记者当即删除了所有照片，此举获得姚父谅解”。遗憾的是，所谓的临时手术室是不是太平间，该报与姚姓医生有无利益交换，所成立的基金会目的何在，只要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媒体的道歉只能引来更多骂声。

一场本不该发生的新闻伦理战

　　一则本该沉静悲伤的新闻，一场理应温暖伤痛的告别，眼看着就成为了一场情节狗血的闹剧。姚贝娜去世当天，一篇名为《记者们在病房外，焦急地等待着她的死亡》的文章，在网络病毒式的传播。作者开篇第一句话即，“姚贝娜去世之前，病房外挤满了记者，他们在等，等她死”。随后，记者陈博的撰文《每人都有15分钟站上道德高地骂记者》也被广泛转发，其中坦言：“能时刻扮演好公众形象和写稿大牛，这是记者的本职，无关情怀。我有时候想，如果姚贝娜病逝时，全国媒体都静默呢，都回避呢，这对她才公平吗？目前见报的稿子，有很多泼脏水的吗？”

　　诚然，新闻记者的职业要求他们客观报道新闻事实，不受外界干扰，不受情绪左右，所以似乎读者只能看到他们冷若冰霜的一面。然而大众、媒体从业人员口水不断，且有越演越烈之势，似乎忘记了哀悼才是初衷。如果公众能了解，并且媒体能遵循报道原则，那么这本不该出现的局面或可避免。在处理敏感报道的时候，虽然争议不可避免，但大致来说还是有一个标准可以遵循和界定。像采访类似事件，有一个国际通行的新闻道德原则，就是避免侵扰悲痛。记者在采访不幸事件时，不应该因为自己的采访造成或加重当事人的悲伤和痛苦。《新闻记者》主编刘鹏举例称 ，“最常见的就是事件发生后，死难者家属悲痛欲绝，这时一群记者冲上去咔嚓咔嚓一顿闪光灯乱拍，甚至把话筒伸到家属面前让人家谈感想。”当年包头空难后，还曾有电视记者向不知道噩耗的家属当场公布消息，然后追着拍摄他们悲痛的画面。这种情况下，让当事人有一段心理平静期；远距离拍摄，不突出嚎啕大哭的画面；在采访前先致以真诚的慰问，都是具有良好职业素养的记者应该做的。

　　在邻国日本，媒体发布消息之前会确认新闻来源，而且所有媒体都会遵守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尊重当事人以及家属的意愿，这也是高仓健的秘密葬礼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原因。其实国内的媒体人也在努力遵循这样的原则，有深圳报纸记者称，自己报社早在一周前就得悉姚贝娜入院，但是为了不打扰病人最终并未发布这一消息。遗憾的是，国内还有很多媒体处在十分业余的水平，而每一次发生热点新闻事件时，这一点几乎都会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

莫让“红颜劫”成情绪发泄口

　　在这个眼球经济的时代，任何一个热点事件都被反复消费，当成增加浏览量、转发量、阅读量和粉丝数的手段。即便是一个人的死。当无数正规或不正规的媒体账号，为激发用户点击转发，争相恐后地发布相关的“新闻”时，专业的新闻记者当避免迎合大众的猎奇心理，公众舆论也应保持理性的态度，莫轻易被情绪所挟持。

　　当姚贝娜的经纪人充当发言人，公开控诉时；公众与媒体各自占领高地，悲春感秋时，姚贝娜的父母一直保持沉默。针对这一系列风波，姚父只针对两件事情表态，一是不希望现在以姚贝娜名义组建基金，二是希望媒体不要将角膜捐献过度拔高，是什么就是什么。没有愤怒，没有指责，没有控诉，只有对女儿离世的哀痛与沉默。这沉默也给公众和媒体上了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