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被查，中纪委打虎无规律

仕途生涯横跨两大反腐重灾区

　　梳理仇和的履历不难发现，他的仕途生涯主要在江苏省和云南省。近20年的仕途生涯中，他曾先后任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江苏省副省长；2007年就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等职。

　　而江苏和云南这两大省，皆是这两年的反腐重灾区。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中，省部级以上落马官员共71位（加上仇和），其中，江苏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就有3位，其中不乏明星官员；云南的官场“地震”也较为剧烈。截至目前加上仇和，已有三名省部级官员被处理：原副省长沈培平，原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还不包括曾任云南省委书记的白恩培。

　两地政坛官员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高压的反腐态势下，曾横跨两地政坛并大动作频频的明星官员仇和，“出事”的概率相应加大。

“任性”的明星官员

　　仇和一路走来，给官场留下了许多东西。2008年，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石鹏飞首次提出“仇和新政”，这一概念此后被学术界和媒体广泛采用。仇和担任中共宿迁市委书记时，两种极端评价集于一身：有人说他是酷吏，有人认他如青天；有人说他大搞政绩工程，有人认为他颠覆了传统经济发展的思路；有人怒斥他“简直是胡闹”，有人鼓励他“大胆地试”。对此他从未做过回应。

　　后来在昆明，仇和始终延续着他的执政风格，争议声不断。他给昆明留下了深刻的“仇和时代”痕迹，城市面貌改变、公务员效率提高、民众观念更新、城区河流变清、滇池水质好转、交通建设突飞猛进……这些情况在许多昆明市市民里得到了共识。这让人联想到李春城，其在成都主政13年间，成都市政建设发展迅速：两次大规模旧城改造，启动城乡统筹，将成都南扩、东进等。此外，彭州石化也开工建设。两个都很能干的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喜欢搞拆迁。李春城因在成都搞拆迁被附上“李拆城”的绰号，而仇和在任宿迁、昆明期间同样因拆迁问题饱受诟病。李春城在正面形象背后却有着公权私用，贪污腐化的另一面，那么仇和呢？

　　由于在短期内仇和把昆明的基础建设摊子铺得太大，收入微薄的昆明财政根本无法支撑，他便走向了“土地财政”。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突然发现“仇书记其实是个非常不守信用的领导”：一名房地产开发商说：“卖出的土地，甚至盖好了房子的土地政府会突然加收土地出让金，而企业把这些损失转嫁给消费者，又不断出现买卖纠纷。”

　　仇和在任“一把手”时的权力有多大，有一个例子或可说明问题。仇和到任昆明市委书记后，他在富民县调研后与当地官员聚餐时，看到满桌的菜后随口说了一句“能否每盘菜都放一双公筷一把公勺，吃不完的菜打包带走，不仅节约也卫生”，没想到的是，仇和餐桌上的一句即兴之言，在当地掀起了一场“餐桌革新”。富民县领导立刻召开干部动员大会，发出当年第一号文件，成立领导小组具体落实仇和的“最高指示”。

　　长期关注中国现实体制的四川大学教授赵建伟认为，虽然一批个性化官员曾经获得了一些喝彩，但是却可能对社会造成严重的误导，即以权力、强力、暴力的人治行径也能为民办一些事情，也能迅速解决一些社会现实难题，“但他们往往不会相信别人，只相信自己，不相信规则，甚至随意破坏制度”。

仇和落马的“先兆”

　仇和一直以激进的手段推进改革。他的施政历程，交织着他的个性特点，让两种极端评价集于此人一身：有人说他是酷吏，有人认他如青天；有人说他大搞政绩工程，有人认为他颠覆了传统经济发展的思路；有人怒斥他“简直是胡闹”。

　 主政昆明后，仇和主导了对昆明著名的螺蛳湾批发市场的搬迁，他引进了原先在宿迁执行复制义乌商品市场的老板刘卫高，再度以中豪公司的名义进行投资开发，并强力拆除昆明市内所有批发市场让商户入驻新螺蛳湾，把原有的利益者抛到一边，引发了大量矛盾。这也成为外界普遍揣测的导致其落马的“导火索”。

　　2011年12月，年近55岁的仇和离开了昆明市委书记岗位，在发表了《情系昆明造福人民》的“离职感言”后，他赴任云南省委副书记。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一般来说如果由省会城市市委书记高升至省委副书记,将会有一个重量级兼职，但仇和的履新并未遵循这一惯例。当时就有学者表示“仇和此次升迁，明显褒贬之意皆有。首先是上级对仇和在昆明期间工作的肯定，将继续发挥其才干；其次却是仇和在昆明工作期间的争议太大，上级需要平衡一些地方关系。”

　　而仇和身处的云南官场，这一年多来也颇不太平，继“四川系”、“石油系”和“政法系”等腐败案被大规模曝光之后，云南官场亦成为受周永康腐败案影响的“震中地区”。除去年被调查的云南原省委书记白恩培之外，2014年12月29日，云南省统计局原局长姚堂文被宣布调查；今年1月7日，大理市委书记褚中志亦因涉嫌严重违纪而被调查。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王天朝、交通厅原厅长杨光成等人最初亦因涉及白恩培案件而被调查或起诉。

　　一系列案件显示，云南反腐已经涉及国土资源、交通、住建、社保、税务、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其中以矿产和土地为主要寻租平台引发的腐败成为最大突破口。仇和落马是否深度牵扯到上述领域腐败，仍有待进一步调查结果的公布。

没有规律，就是中纪委的规律

　　翻阅15日当天的《云南日报》发现，头版新闻《凝聚推动云南改革发展强大动力》一文中，还报道了仇和14日下午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云南代表团全体会议的消息。这是公开报道中仇和落马前的最后一次露面。

　　有媒体报道称，中央纪委应该是直接在北京两会现场将仇和带走调查。此前纪委也有从两会拿人的先例，但只是在省级两会上。2014年辽宁省两会即将闭幕时，沈阳市检察院检察长张东阳就被中纪委专案组从两会现场直接带走，并对其宣布双规决定。今年1月，原河北省人大常委梁树林和刘学库，在该省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即将闭幕时，于会场被带离“两规”。而此次从全国两会现场带走省部级官员，无疑让中纪委的反腐进程又多了一个“史无前例”，而这种举动所带来的震撼效果也可想而知。

　据知情人士透露，中纪委办案特别讲究“时机”，对涉案官员采取行动，多在这些“按部就班”的会议上。此时，被调查对象的行踪、动向都尽在掌握中。梳理公开报道可以发现，“老虎”们被带离时的会议一般规格较高、与会领导多。这种情况下，他们请假缺席的可能性低，且容易因身处其间的“优越感”而麻痹大意。有时根据办案需要，纪委还要为调查对象“私人定制”高级别会议。

　笃信政治潜规则规则的人曾坚信反腐会考虑到“政治影响”。但此次两会期间，中纪委却马不停歇，频频上演“打虎记”，打破了有些人曾一度认为的所谓中央“盛会不打虎”铁律。14名军老虎被调查、河北省委常委、秘书长景春华落马，新疆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栗智被查，加上此番仇和落马，把公众对反腐的预期再次推向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