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造就了“中国式塌楼”？

“80”后、“90”后楼房的先天缺陷

　　去年奉化塌楼事件发生后，就曾触发了公众警觉，人们发现，近年来发生恶性质量事故的建筑，大量集中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成，客观上看，对于特定时期、具备特定因素的一批城市住宅楼来说，是这样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迎来了改革开放后第一轮建设高潮，城市建设猛然提速，为解决长期积累的住房短缺，各地以单位自筹或集资等形式，集中修建了一大批“快餐式”的住宅楼，后来大多以“房改房”的面目存续至今。

　当时的住房建设仍以解困为主，普遍标准不高，投资也非常受限，工期要求却很紧张，受行政干预较强，但质量监管很弱甚至缺位，施工领域则鱼龙混杂，普遍技术低下。因此这一批房子不约而同的具备下述特征：大多为6层左右的高密度住宅；2）大多采用砖混结构；3）大量采用预制楼板；4）各部位能省就省，包括尽量减薄墙体等等；5）户型设计局促，多为50平米左右无厅小套型，房间狭小、阳台开敞、厨卫设施落后、装修简单（室内水泥地）、很多无采暖无煤气。

　　上述先天特征，注定了很多后来发生的事情。首先，砖混结构整体性差，不利于抗震，也不利于抵御沉降变形，再加上毫无整体性可言的预制板楼面，几乎集不利于大成。这种楼越高越危险。为了尽可能装进更多房子，大多选择6层左右，这是人腿爬楼梯的极限，也是此类砖混建筑一般所允许的高度极限。

　　而传统上，为达到保温和坚固，北方地区砖砌外墙厚度为925px以上（一砖半墙），而当时为了节约造价，不少新楼减配至24外墙（一砖墙），导致后来大量老房不保温。在内墙上有的减为18、12（半砖），甚至6公分立砖作为隔墙（当时还没有轻体墙）。这些体格纤细、整体性不强、但却自重很大的砖墙，全都是致命隐患——在08年汶川地震中，这些缺陷夺命无数。

监管缺失加速“危房周期”

　　　 而户型设计的低标准和不合理，引发人们在生活改善以后普遍重新装修，而且必须伤筋动骨才能达到提升效果——封阳台、开墙凿洞、打通房间、地面铺瓷砖等等，均 为此类老房装修的常规项目；并且普遍多次经历了加装暖气、煤气、电视、电话等改造。这些装修改造消弱了结构承重，增加了楼体负荷，都是砖混结构的大忌，也加速了其成为危房的周期。此次9日发生的遵义楼房垮塌，官方给出的原因就是“业主私自加四层”。

　　雪上加霜的是，当时的建筑市场非常混乱。由于建筑业务剧增，市场没有足够的合格施工队，绝大部分由农民扔下锄头就上岗，指挥施工的就是包工头，导致很多砌筑质量非常之差，水泥砂浆的配比和凝固养护也常常有问题，这都直接使承重结构的理论性能大大打折。当时也已经流行起了偷工减料，本来设计的安全储备就不富余，包工头们再在水泥、钢筋上动动手脚，结果不堪想象。

　　而更为关键的是，当时监管非常不完善，乃至完全缺失。我国从1996年才开始全面推行监理制度，而在90年代初，已经普遍爆出了施工领域的种种乱象，各种规范和监管体系全都处于滞后被动的状态。可以说，抗震、消防、节能、日照、绿化等等一系列强制规范，就是汲取着那一拨建筑的教训慢慢完善的，但是，“那一拨”已成定局。

　　面对这些问题，当时在政府层面也并不重视，当时最主要的精力放在速度和政绩方面，大干快上盖房子，大刀阔斧推房改，而对这些几十年后才会找麻烦的质量问题，其实没放在心上。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少数有钱的单位，比如烟草、电力、石化等，以及少数“重要”的单位，比如政府机关宿舍等，它们的住宅楼非但不会省俭，还会刻意加大保险系数，虽然同为砖混楼，但这一部分住宅规避了大部分隐患，后期也经受住了种种考验，在近年爆出质量事故的名单上没有它们。

谁来为低劣建筑买单？

　 在去年奉化倒楼事故发生一周后，住建部通过其官网称，决定在全国组织开展老楼危楼安全排查工作。从目前看，这样的补救措施并未产生太大效果。前几次楼房垮塌事故，当地在通报事故原因时，都提到了“当地连日降雨的影响”是造成事故的重要原因。但不论怎样，这都不该是居民楼倒塌的借口。

　媒体曾报道，业主不顾安全隐患肆意加盖楼层的现象在当地很普遍，这给楼房的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针对这些“人为因素”，如果有关部门能吸取之前的教训，及时采取措施对全市楼房进行排查，把各种隐患杜绝得更彻底些，把各种漏洞堵得更及时些，把各种工作做得更细致些，恐怕今天的这场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

　 在当年的草莽时代里，开发商粗制滥造房子，把利益的肉吃掉了，却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现在问题浮出水面，要由政府或者是纳税人来埋单。但反过来说，不是由政府来兜底保障，又该由谁来做这个工作呢？2012年，香港就曾推行强制验楼计划，其中清晰界定了私人业主与政府的责任：政府监督不能缺位，业主作为楼宇的产权人也要对建筑负起保养、维修之责。专家建议，施行强制验楼刻不容缓，各地政府宜早日推出适合本地情况的“强制验楼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