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森浩案获法官破例对待，是否有转机？

死刑复核程序中被告家属见到法官，罕见

　先最高院的死刑复核程序对社会，甚至对辩护律师来说都是很神秘的。如2012年吴英案中，在递交死刑复核手续前，被告辩护律师杨照东、张雁峰打电话询问主审法官是谁，如何交接，试图建立联系。然而自始至终，对方拒绝透露任何信息，所有会见请求均被驳回，甚至连接电话的人是法官、书记员抑或其他身份都无从确定。

　当一个死刑复核案件到了最高院后，辩护律师只能从立案庭查到这个案件由哪个庭复核，不会知道经办人是谁，辩护律师想提交辩护意见时，只能寄到某个庭，而没有具体的接收人。也就是说，律师连知道经办法官是谁都非常难，而此次林父却与最高法法官会见了数小时，实属罕见。

　曾有媒体报道，由于死刑复核非常敏感，参与法官通常隐身于案件之后，甚少透露个人信息。是否接见律师，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在等待答复尤其约见被拒绝时，律师和犯人家属通常会求助于舆论。但这是把双刃剑，运用得当能够引起复核法官的重视，但也可能招致法官的反感。此次法官破例与林森浩父亲会面，恐怕除了林父律师所言体现认真负责的态度，与案件备受媒体关注也有很大关系。

　即使会见，关于林父的意见书法官并无答复的责任，因为林父递交意见书在法律程序上无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死刑复核案件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办法》中明确规定：当面听取辩护律师意见，辩护律师可以携律师助理参加。当面听取意见的人员应当核实辩护律师和律师助理的身份。也就是说，被告人家属无权在死刑复核阶段对最高法院提出意见。

林父递交撤销死刑申请，会实现吗？

　 虽然林父递交的意见书并无程序意义，但假如受委托的辩护律师认可了家属的意见，以律师名义向法院提出，办案法官应当听取。

　 最高人民法院对死刑立即执行、死缓审理复核后，有四种处理结果：予以核准、不予核准、依法改判、发回重审。除了予以核准，后面三种都会让被告人暂时保住性命。不予核准的情形中包括“复核后认为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林父一万多字的《请求最高法院不核准并撤销林森浩死刑意见书(一)》核心内容也主要放在证据有多处疑点。

　 这份意见书表示：第一，该案有两份司法鉴定报告，其中，司法部科学技术研究所并未检测到被害人尿液中含有二甲基亚硝胺，而上海市公安局鉴定中心的检验结果则检测到二甲基亚硝胺，两个国家级的鉴定机构对同一个检材得出完全不一样的检验结果，而法院却认定了有毒物的检测。第二，现有科学研究报告证明，N-二甲基亚硝胺广泛存在于环境中，因为没有提供检测时的质谱图，所以现有证据就不能确定检测到的毒物是否来自于环境、人体自身合成，也不能排除取样、送检过程中的人为污染。

　 若办案人员认为确实存在上述问题，要给原审法院或公安机关发函，要求补查并作出说明。曾有一位法官告诉媒体：“必要时自己也要亲自去查——有时对方不配合，明明存在的证据说查不到，也怕下面造假。”

　 最高人民法院某刑庭领导有一次在中国法学会作交流时曾介绍，2013年报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案件，需要进行证据补查的达到39％。有的案件，补查后依然存在疑点，办案机关提供的说明也无法提供合理解释，那么案件就有可能不核准，被告人也就因此暂时保住性命。

哪些依据决定法官对该案的判断？

　 据多位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介绍，死刑复核阶段主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证据，二是政策。前者关注犯罪是否构成，后者考虑罪行是否至死。一位曾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过的高级法官介绍，死刑复核权刚收回的几年，不核准率相对较高，大约15％，现在不足10％。2007年，死刑缓期执行数字首次超过死刑立即执行。

　死刑核准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后，慢慢形成了一些量刑原则，很多都强调了控制和慎用死刑。例如，如果没有其他严重情节，共同犯罪导致一人死亡的，一般最多判处一人死刑；只杀一人并自首的，一般不判死刑。林森浩案件符合只杀一人的条件，但其承认投毒的行为是否能被认定为自首还需讨论。

　 据了解，与证据存疑的案件相比，对政策的考虑存在一定弹性。一些案件如果处于两可之间，被害人家属的态度就显得非常关键。被告人一方积极赔偿，获得谅解，就可能保住一命。但在“复旦投毒案”中，被害人家属态度一直较为强硬，曾明确表示“不会谅解林森浩”。

　 媒体与舆论也会给案件的审理造成无形压力，但最高法法官曾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对证据问题非常坚持，绝不会因为各种压力判处或核准一个可能无罪的人死刑，当然也不会免除一个有罪之人该有的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