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鸽派”和“鹰派”是译自英语的外来词,经常在关于国际政治事务的报道中出现,前者常常指代主张采取柔性温和的态度及手段处理外交、军事等问题的温和派(鸽子象征著和平),而“鹰派”恰好相反,通常指代政府内阁或议会中主张用武力解决国际事务争端的强硬派。
吴建民被称为“鸽派”,主要是因为他在媒体和公开场合的一些倡导和平与发展、批评极端民族主义的言论。比如,“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谁举起战争的旗帜谁倒大霉,你看美国就是这样,中国绝不能重蹈覆辙。”“一个狭隘、偏激、极端的国家是可怕的,跟人一样。对一个狭隘、偏激、极端的人,要躲着走。讲道理,我们才愿意跟他交往……现在有些人就想横行霸道,这是非常荒谬的、浮浅的,是暴发户的心态。”“我相信不会爆发世界大战。”吴建民还曾在自己的书中写道:“中国要进一步发展,进一步前进,就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他认为,把中国说成是国际合作的受害者,挑战“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鼓吹动武,盲目排斥跨国公司,都属于狭隘民族主义的表现。
2014年,吴建民曾与军方学者罗援在凤凰卫视节目上展开辩论,当时被称为中国最大的“鸽派”和最大的“鹰派”的辩论。罗援曾在节目中表示,“他(吴建民)也是理性的鸽派。”2016年4月,吴建民在外交学院演讲中,批评《环球时报》经常刊发极端文章,“把这个世界讲得一塌糊涂”,总编辑胡锡进“搞不清楚状况”。胡锡进随后发表回应,认为吴建民是典型鸽派,并让他想起了受了委屈还总想息事宁人的驻外大使。
不过,对于“鸽派”这个标签,吴建民并不接受。他在生前曾明确表示,“我不赞成这个说法,我觉得鸽派和鹰派这种说法都带一种标签化,很固定。”得知吴建民去世消息后,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透露,他曾和吴建民交换过意见并一致认为,在中国干部当中,没有“鸽派”和“鹰派”的区别,对这种分法他们也不赞成。赵启正表示,因工作位置不同,因此说话各有侧重,中国干部只有正确的“派”,没有“鸽派”和“鹰派”。
值得注意的是,吴建民发表那些带有鸽派属性的言论时,已经不再是正式的外交官,甚至已经不再是外交学院的院长;被称为“鹰派”代表的罗援、戴旭和胡锡进,前两位是军校学者,后一位是媒体总编辑。他们的身份,与国外典型的鸽派或鹰派相比,有着很大的区别。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执政时期,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号称鹰派“三驾马车”,左右着当时美国的防务政策和军事战略。小布什任内,美国接连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此外,正在竞选美国总统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在国防外交上,也被认为是民主党内的鹰派。众所周知,希拉里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就持强硬态度。而当前美国政坛的鸽派代表,则是副总统拜登。2011年,拜登就任副总统后访华,并在《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指出,一个成功的中国,会让美国更加繁荣,而不是相反。
可以看出,公认的美国鹰派和鸽派代表,都是位高权重的政要,可以对美国军事、外交策略产生实际的影响。相比之下,中国所谓“鹰派”或“鸽派”人物,都只是在媒体发声频率较高而已,影响力仅限于国内舆论场,很难评估其对实际军事外交政策产生的作用。
去年3月,吴建民在国防大学演讲时,回应了一些针对外交官的嘲讽(说外交官太软),他表示,外交大权归中央,外交部不擅权。“我们所做的决定是在中央的领导之下,没有一件是外交部自作主张。”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鹰派和鸽派,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国际和平受到威胁时,“鸽子”中会有一部分会变成鹰派;当国际形势缓和时,鹰派中会有一部分变成鸽派。而美国总统会站在中间立场上,当鸽派占多数时,就支持鸽派;当鹰派占多数时,就支持鹰派。
从这两层意义出发,或许更能理解吴建民为何否认自己是鸽派,因为他认为国内所谓鹰派和鸽派,都只是固化的身份标签——换句话说,一旦贴上,就像“选边站队”一样,不可更改——而不是务实的政策取向。吴建民在其2015年出版的《吴建民谈外交》一书中也指出,“软”和“硬”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孙子兵法》中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从古至今,战争都是外交失败的结果,是国际关系的非常态。外交存在的意义,就是用和平手段——有话好好说——来构筑国际秩序的平衡。通过战争的胜利来获得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必定是基于他国的战败。而外交则不然,外交之中不可能有绝对的胜利,也没有绝对的失败。
著名外交家顾维钧曾说:“中国有一句为大家普遍接受的谚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外交上却不能接受这条成语,因为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但在外交上也不能指望百分之百地成功:如果你想达到百分之百成功,而对方也这样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因为这样就无法达成协议。因此你可能做到的只能是求取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的成功,能够做到这点,对你来说即是大胜。”
所以,外交被称为“妥协的艺术”,是有着非常实在的内涵的。换句话说,外交官天生就是鸽派。尤其是成熟大国的外交官,更应该是鸽派。因为强硬的事情,自有军方去做。因为军方是天然的鹰派,外交官没有必要与军方“抢戏”,即使表达非常强硬的态度,也会保持基本的外交礼节,而不是动不动就声色俱厉、剑拔弩张。
必须澄清的是,外交官是鸽派,不等于只知道一味妥协退让,那也不是真正的外交。外交斡旋中的进退,固然与国家实力有关,所谓“弱国无外交”正是由此而来,但弱国也并非不能通过外交为己方争取利益。晚清驻美公使梁诚,就被认为是“一位让弱国外交闪光的外交家”。梁诚最著名的外交成果,便是为中国争回部分“庚子赔款”,还协助张之洞从美国手中争回了粤汉铁路的筑路权。梁诚能够取得成功,除了灵活的外交技巧,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以国际法为准则,在当时中外不平等条约已成既定事实的情况下,梁诚就是利用谙熟的国际法知识作为斗争的武器,尽可能地为国家争回了部分利益。
利用“游戏规则”,在19到20世纪的强权外交中“虎口拔牙”,对于昔日贫弱的中国而言,或许是出于无奈,然而在中国已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主流是和平与发展的今天,依然积极利用规则来维护国家利益、构建区域秩序,则是一种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当然,善于利用游戏规则的前提是懂得规则,尊重规则,对于某些惯于刺激民族主义情绪的“鹰派”来说,要做到这一点似乎很难。在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面前,“外交是妥协的艺术”往往被偷换成“外交就是妥协”,自然而然地,“鸽派”就成了“卖国”的代名词,如此危险的标签,显然没人愿意顶在自己头上。
问责条例是对纪律和处分条例的一个补充,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苏荣等大老虎的违法违纪行为...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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