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为何不承认是“鸽派”

吴建民“鸽派”称号的由来

　　“鸽派”和“鹰派”是译自英语的外来词，经常在关于国际政治事务的报道中出现，前者常常指代主张采取柔性温和的态度及手段处理外交、军事等问题的温和派（鸽子象征著和平），而“鹰派”恰好相反，通常指代政府内阁或议会中主张用武力解决国际事务争端的强硬派。

　 吴建民被称为“鸽派”，主要是因为他在媒体和公开场合的一些倡导和平与发展、批评极端民族主义的言论。比如，“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谁举起战争的旗帜谁倒大霉，你看美国就是这样，中国绝不能重蹈覆辙。”“一个狭隘、偏激、极端的国家是可怕的，跟人一样。对一个狭隘、偏激、极端的人，要躲着走。讲道理，我们才愿意跟他交往……现在有些人就想横行霸道，这是非常荒谬的、浮浅的，是暴发户的心态。”“我相信不会爆发世界大战。”吴建民还曾在自己的书中写道：“中国要进一步发展，进一步前进，就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他认为，把中国说成是国际合作的受害者，挑战“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鼓吹动武，盲目排斥跨国公司，都属于狭隘民族主义的表现。

　 2014年，吴建民曾与军方学者罗援在凤凰卫视节目上展开辩论，当时被称为中国最大的“鸽派”和最大的“鹰派”的辩论。罗援曾在节目中表示，“他（吴建民）也是理性的鸽派。”2016年4月，吴建民在外交学院演讲中，批评《环球时报》经常刊发极端文章，“把这个世界讲得一塌糊涂”，总编辑胡锡进“搞不清楚状况”。胡锡进随后发表回应，认为吴建民是典型鸽派，并让他想起了受了委屈还总想息事宁人的驻外大使。

　 不过，对于“鸽派”这个标签，吴建民并不接受。他在生前曾明确表示，“我不赞成这个说法，我觉得鸽派和鹰派这种说法都带一种标签化，很固定。”得知吴建民去世消息后，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透露，他曾和吴建民交换过意见并一致认为，在中国干部当中，没有“鸽派”和“鹰派”的区别，对这种分法他们也不赞成。赵启正表示，因工作位置不同，因此说话各有侧重，中国干部只有正确的“派”，没有“鸽派”和“鹰派”。

中国式的鸽派和鹰派

　　值得注意的是，吴建民发表那些带有鸽派属性的言论时，已经不再是正式的外交官，甚至已经不再是外交学院的院长；被称为“鹰派”代表的罗援、戴旭和胡锡进，前两位是军校学者，后一位是媒体总编辑。他们的身份，与国外典型的鸽派或鹰派相比，有着很大的区别。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执政时期，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号称鹰派“三驾马车”，左右着当时美国的防务政策和军事战略。小布什任内，美国接连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此外，正在竞选美国总统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在国防外交上，也被认为是民主党内的鹰派。众所周知，希拉里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就持强硬态度。而当前美国政坛的鸽派代表，则是副总统拜登。2011年，拜登就任副总统后访华，并在《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指出，一个成功的中国，会让美国更加繁荣，而不是相反。

　　可以看出，公认的美国鹰派和鸽派代表，都是位高权重的政要，可以对美国军事、外交策略产生实际的影响。相比之下，中国所谓“鹰派”或“鸽派”人物，都只是在媒体发声频率较高而已，影响力仅限于国内舆论场，很难评估其对实际军事外交政策产生的作用。

　　去年3月，吴建民在国防大学演讲时，回应了一些针对外交官的嘲讽（说外交官太软），他表示，外交大权归中央，外交部不擅权。“我们所做的决定是在中央的领导之下，没有一件是外交部自作主张。”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鹰派和鸽派，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国际和平受到威胁时，“鸽子”中会有一部分会变成鹰派；当国际形势缓和时，鹰派中会有一部分变成鸽派。而美国总统会站在中间立场上，当鸽派占多数时，就支持鸽派；当鹰派占多数时，就支持鹰派。

　　从这两层意义出发，或许更能理解吴建民为何否认自己是鸽派，因为他认为国内所谓鹰派和鸽派，都只是固化的身份标签——换句话说，一旦贴上，就像“选边站队”一样，不可更改——而不是务实的政策取向。吴建民在其2015年出版的《吴建民谈外交》一书中也指出，“软”和“硬”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外交官应该是鸽派

　 《孙子兵法》中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从古至今，战争都是外交失败的结果，是国际关系的非常态。外交存在的意义，就是用和平手段——有话好好说——来构筑国际秩序的平衡。通过战争的胜利来获得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必定是基于他国的战败。而外交则不然，外交之中不可能有绝对的胜利，也没有绝对的失败。

　 著名外交家顾维钧曾说：“中国有一句为大家普遍接受的谚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外交上却不能接受这条成语，因为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但在外交上也不能指望百分之百地成功：如果你想达到百分之百成功，而对方也这样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因为这样就无法达成协议。因此你可能做到的只能是求取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的成功，能够做到这点，对你来说即是大胜。”

　 所以，外交被称为“妥协的艺术”，是有着非常实在的内涵的。换句话说，外交官天生就是鸽派。尤其是成熟大国的外交官，更应该是鸽派。因为强硬的事情，自有军方去做。因为军方是天然的鹰派，外交官没有必要与军方“抢戏”，即使表达非常强硬的态度，也会保持基本的外交礼节，而不是动不动就声色俱厉、剑拔弩张。

　 必须澄清的是，外交官是鸽派，不等于只知道一味妥协退让，那也不是真正的外交。外交斡旋中的进退，固然与国家实力有关，所谓“弱国无外交”正是由此而来，但弱国也并非不能通过外交为己方争取利益。晚清驻美公使梁诚，就被认为是“一位让弱国外交闪光的外交家”。梁诚最著名的外交成果，便是为中国争回部分“庚子赔款”，还协助张之洞从美国手中争回了粤汉铁路的筑路权。梁诚能够取得成功，除了灵活的外交技巧，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以国际法为准则，在当时中外不平等条约已成既定事实的情况下，梁诚就是利用谙熟的国际法知识作为斗争的武器，尽可能地为国家争回了部分利益。

　 利用“游戏规则”，在19到20世纪的强权外交中“虎口拔牙”，对于昔日贫弱的中国而言，或许是出于无奈，然而在中国已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主流是和平与发展的今天，依然积极利用规则来维护国家利益、构建区域秩序，则是一种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当然，善于利用游戏规则的前提是懂得规则，尊重规则，对于某些惯于刺激民族主义情绪的“鹰派”来说，要做到这一点似乎很难。在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面前，“外交是妥协的艺术”往往被偷换成“外交就是妥协”，自然而然地，“鸽派”就成了“卖国”的代名词，如此危险的标签，显然没人愿意顶在自己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