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官员辞职没那么容易

官员辞职有四种情形

　　根据2004年《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包括因公辞职、自愿辞职、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其中，因公辞职属于职务变动中的正常程序，自愿辞职属于领导干部的个人意愿选择，责令辞职实际上是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对不再适合担任现职的领导干部的一种组织处理，都没有太多的争议可言。最引人关注的，还是引咎辞职。

　 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等，不宜再担任现职，本人应当引咎辞去现任领导职务。按规定，官员应当引咎辞职的情况有九种，包括工作失职引发严重群体性事件、决策严重失误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或恶劣影响、安全工作方面失职、在市场监管和环保等方面严重失职等等。

高官很少引咎辞职

　　据统计，在《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颁布后的3年里，全国自愿辞职、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领导干部共有6824人，其中引咎辞职305人，责令辞职1204人，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有245人。据公开资料，从2003年至今，引咎辞职的省部级官员有4人。

　　2003年，重庆开县油气井喷事故造成243人死亡。监查部查明，此次事故是责任事故，原因主要是管理不严格、安全措施不落实，有关领导干部对此负有重要领导责任。2004年4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马富才引咎辞职。

　　2005年11月，吉林石化公司一个化工车间发生连续爆炸，导致松花江污染，不仅哈尔滨市停水长达五天，还影响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地区。国务院办公厅对该污染事故通报称，环保总局对事件重视不够，对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对事件造成的损失负有责任。当年12月2日，时任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提出辞职。

　　2008年9月，鉴于在多家奶制品企业部分产品含有三聚氰胺的事件中，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监管缺失，时任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

　　最“倒霉”的是孟学农，曾先后两次引咎辞职。第一次是在2003年，出任北京市长仅3个月，就因处置“非典”疫情不力，被免去北京市委副书记职务，并请辞市长职务。2008年，孟学农复出担任山西省省长仅8个月，又因襄汾尾矿库溃坝事故（据官方统计，该事故最终导致277人死亡）再度引咎辞职。

　　尽管也有省部级的高官引咎辞职，但官员引咎辞职的数字和近年来发生的重大安全事故相比，明显还是少了太多。因此有媒体评论称，“在许多重大事件发生后，即使事件性质非常恶劣，也鲜有官员主动站出来承担责任，官员们往往能拖则拖，实在拖不过，只好由组织上免职了事。”

引咎辞职的政治伦理

　 引咎辞职制度是在公务员失职或行为失当，但没有触犯法律法规，难以追究其法律责任时的一种道德监督机制，是公务员主动承担责任的个人选择，属于“自责”而非“他责”。引咎辞职体现了公务员对于自身职责的反省与担当，是对政治伦理的尊重。这种扎根于官员道德自觉和职业荣誉感的行为，也是公务员良知与尊严的体现，是对民意的尊重。

　 在国外，引咎辞职是一种常规的公务员退出机制。但目前很多国家都还没有关于官员引咎辞职的正式法律规定。即使一个国家在行政体制上构建了“引咎辞职”这样的退出机制，也不存在一种强制性规定，明确在什么情形下必须引咎辞职。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更像一种“不成文的规定”。

　 不过，尽管引咎辞职是一种自责并负责的表现，但很多时候，这仍然是一个非常被动和无奈的决定，或者更确切地说，选择辞职未必就是当事人愿意的，其背后也夹杂着政治权衡等多种复杂因素。2014年4月27日，即韩国“岁月”号客轮沉没后的第11天，韩国总理郑烘原不堪重压宣布引咎辞职。据报道，在沉船事故发生后，郑烘原除了挨骂、被泼水，还因被遇难者家属指责而夜不能寐，此时他担任韩国总理才只有短短14个月。不过，一国总理要辞职也并非易事，两个月后，由于没有合适的新总理人选，韩国总统朴槿惠驳回了郑烘原的辞呈。

　 而在我国，引咎辞职被纳入了党政领导干部监督管理的制度安排。在客观上，它对于公务员正确履行职责，切实转变工作作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项制度在对引咎辞职的条件、时机的设置上还有一定的模糊性，换句话说，削弱了强制性的色彩，仍然给官员留出了“自己看着办”的空间。不过，这项制度也有一个兜底的“阀门”，就是规定了领导干部应当引咎辞职而不提出辞职的，组织上应当责令其辞职。从前文引用的2004年到2007年的数据看，全国责令辞职的领导干部人数是引咎辞职的4倍，也从侧面说明了制度“阀门”的效力。

高级官员辞职难在哪里

　 尽管有引咎辞职，也有责令辞职，对于身居要职的高级别官员，若非不得已，还是不会轻易动用这条制度。客观上说，中国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人事安排可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领导干部即使提出辞职，最多可能要等3个月，才能得到组织上的答复。对于省部级官员，根据担任的党、政职务，是否中央委员等，上级组织涉及到党中央和国务院；如果提出辞职，不仅需要上级党委（党组）集体研究，作出同意、不同意或暂缓同意的决定，还需要纪检监察机关（也就是中纪委）介入，提出审查意见，根据提出辞职领导干部任职的特殊情况，有的还需要进行经济责任审计。总之，从程序上看，要辞职也绝非易事。

　 而从主观上来说，一名官员从基层到身居高位，必须经历数十年的摸爬滚打，所以也不舍得轻易放弃手中的权力。因为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和因问责被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安排职务，两年内不得担任高于原任职务层次的职务。比如对一名省部级官员来说，年龄很可能已接近退休，被“雪藏”两年，也就意味着丧失再往前一步的机会。所以，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官员很难不照顾个人利益，而去遵循政治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