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贩子卷土重来 既讽刺又无奈

“零容忍”管不住号贩子

　　此前，北京市卫计委表示，号贩子严重扰乱医院治安和就医环境，在社会上造成很坏影响。北京市卫计委对依法打击号贩子的态度是明确的，尤其是对医疗机构内部个别不法人员内外勾结的行为，始终采取“零容忍”。

　 女孩怒斥号贩子事件曝光后，相关部门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据媒体统计，从1月25日到31日，北京警方就抓获了29名号贩子。1月27日，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表示，卫生部门和医院将配合公安部门把倒卖医院号源的行为整治好。

　 令人无奈的是，尽管各种专项整治“你方唱罢我登场”，号贩子长期以来仍然一直存在。据媒体此前报道，仅在去年五、六月份，北京警方就接连组织开展50多次专项打击，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30余人,其中刑事拘留15人、行政拘留117人。可见，今年春节后号贩子“准点上班”，并不是他们第一次“卷土重来”，而且很可能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专项治理”连治标都很难

　　“专项治理”一般是指权力部门在某个特定时段，针对某些特定行业或特定领域出现的引发公众关注、甚至震惊社会的重大消极现象或问题，以行政指令的方式集中不同层级或职能部门的人力和物力，进行突击式的整治。这些被整治的问题通常集中在诸如公共安全、公共环境、市场秩序、社会稳定等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方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燕继荣曾撰文指出，“专项治理”虽然有利于整合人力、“重拳出击”，形成高压态势，快速达成管理绩效，但如果总是实行“专项治理”，则是职能部门平时管理不到位、不合理的体现。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认为，在号贩子猖獗的问题上，医院方面和医疗卫生主管部门难辞其咎。不管保安或者医护人员有没有跟号贩子勾结，只要存在号贩子倒号的行为，医院都存在管理不善的问题。而“专项治理”属于应急手段，来得快去得也快，正如媒体评论的：制得了“这阵风”，但制不了“这场风”。如果医疗机构和卫生部门不能实行有效的日常管理，号贩子迟早会“卷土重来”。

　　另外，对于倒卖医院号源的“黄牛”，即使实行了专项整治，其处罚力度也不足以形成有效的震慑。有媒体分析指出，对于号贩子的治理，一方面是警方取证难，虽然打击声势浩大，但号贩子利用各种方式逃避处罚，让警方难以找到证据。另一方面是处罚难，目前对号贩子只能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治安处罚，一般最高拘留10日、罚款500元，对于聚众扰乱秩序为首者也最多拘留15日、罚款1000元。对于号贩子来说，与倒卖号源的高额利润相比，违法成本还是太低。

　　据了解，目前我国刑法只对倒卖车船票入刑，未对倒卖医院专家号的行为入刑。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司法过程中无权“加项”，不能类推适用倒卖车船票罪来刑事问责号贩子。是否有必要将倒卖医院号源入刑，有法律界人士认为应该慎重，“刑法应保持谦抑性，能用其他措施遏制的，尽量不要动用刑事手段。”

号贩子凭什么总能挂到号

　 据报道，记者在暗访中问号贩子，“你就准能挂上？”号贩子回答：“咱是干啥的，有人进去都排上了……”众所周知，专家号、特需号资源紧张，所以才有挂号难。号贩子为什么可以无视这种困难？而且，目前通过互联网挂号一律采取实名制，也就是说，获得专家号的病人和就诊的病人必须一致。如果这一过程得到严格控制，理论上不可能产生号贩子，但实际却恰恰相反，号贩子屡禁不绝，他们如何钻到空子？

　 浙江工业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吴伟强分析，在挂号信息系统本身没有漏洞，不受到外部攻击、篡改程序的情况下，号贩子有三种手段可以挂到号：第一，用非病人的身份证通过网络挂号，高价转让后，替换成病人身份证；第二，无需任何身份证明取得号源，高价转让后，到挂号处补充病人身份；第三，专家并不是严格限制每天的诊疗人数，这样，号贩子挂普通号，带病人到专家门诊（加号）就诊。第一种情况的漏洞出现在挂号处和信息中心，第二种情况的漏洞出在挂号处，第三种情况的漏洞出在挂号处和专家。据此，吴伟强判断，号贩子绝非游离在挂号信息系统之外的彻夜排队的“散兵游勇”，而是与医院内部人员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专业”产业链上的一份子。

　 无论是在网上刷号，还是在挂号窗口前强占“队首”位置，之所以能够得手，医院管理上的漏洞都“功不可没”。号贩子长期守在医院“坐地发财”，所获暴利全部进了自己的腰包，而医院眼见正常医疗秩序被破坏，利益和声誉受损，还能淡然处之，实在是让人费解。

　 在有关号贩子的公众舆论中，还有一种被冠以“号贩子经济学”的观点：公立医院专家号动辄被炒到数十倍，反映出优质医疗资源的稀缺，这正是号贩子赖以生存的土壤，而平价挂号并未体现医生的劳动价值，恰恰是号贩子以“价高者得”的方式，实现了优质医疗资源的分配，让出得起钱的人有机会看病。持有该观点的人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医院是公益性质的事业单位，医疗资源是公共资源，而非可以囤积居奇的普通商品。如果医疗资源要通过号贩子的“黑市”来实现有效分配，实在是对医疗体制的极大讽刺。

　 事实上，光有“土壤”还不足以让号贩子野蛮生长。如果是优质医疗资源的稀缺给号贩子提供了“土壤”，医院管理、就医流程上的漏洞甚至内部人员的勾连，以及大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态度，则共同给号贩子提供了“阳光雨露”。而愿意从号贩子手上买号的患者，无论是出于无奈还是“不差钱”，都给号贩子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继续干下去的动力。但要让患者拒绝号贩子是不可能的，一个先天有缺陷后天遭破坏的规则，如果单让处于弱势的患者去遵守，于情于理都不公平。

号贩子何时才能一去不返

　 就在春节前夕，北京警方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之际，北京卫计委出台了八条打击“号贩子”的措施，包括非急诊全面预约挂号、建立医疗机构间层级转诊网络、严格加号管理、落实“实名制”挂号、建立监督举报和处罚制度等等，但春节刚过，这些措施还未及落实，号贩子就卷土重来了。

　 根治号贩子的痼疾，既需要从技术层面加强管理、堵住漏洞，更需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一方面增加优质医疗资源的整体供给，另一方面推动分级诊疗制度，提升需求的针对性与有效性，避免病人一窝蜂涌向大医院。标本兼治，双管齐下，这其实已经是一种共识。但是，很多事情不是达成了共识就能迅速变成现实。

　 医疗体制的改革确实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而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对于号贩子，可能还会有一次又一次的专项整治，尽管他们并非“看病难”的原因，而只是“看病难”的伴生物；尽管他们并非罪大恶极，而是和多数普通患者一样来自社会底层。然而，把矛头瞄准号贩子，又的确是一种方便快捷的疏解“看病难”舆情的策略，尽管是“头痛医头”、避重就轻的惰政，却不得不这样做，现实就是如此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