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遭枪击 悲剧后面的困境

当事人枪击法官 是与整个司法体系为敌

　　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对镇守这最后一道防线的司法人员施加伤害，在任何一个司法体系中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有评论指出，对司法人员下杀手，就是与整个司法体系为敌。

　 枪击案发生后，最高人民法院的微平台同时转发了人民法院报的案情报道和评论文章，文中写道：“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捍卫者，法官如果自身安全都难以保障，又何谈维护司法的权威，又何谈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不管事件起因是什么，这种戕害生命的暴行，是在任何社会都要被严厉制裁的犯罪行为……这种行为伤害的不仅仅是马彩云法官和其家人，还有无数在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兢兢业业的法官们。”“法官居中断案，不管支持了谁驳回了谁，有时难以让双方都满意，如果一旦当事人自己的意愿得不到满足就去砍砍杀杀，那这个社会将多么可怕！”

　 微信公众号“长安剑”也发表文章，对枪击法官的暴行进行谴责，文章还说，“只有暴戾的存在，正说明我们的社会需要法治的守护，需要法律人的坚持。枪声不会吓退法治的信仰，烈士的鲜血不能被辜负。”事实上，在基层法院当中，这样的“守护”和“坚持”正面临着不容忽视的巨大困难。

案多人少 基层一线法官不堪重负

　　2015年“两会”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就表示，随着人民法院办案数量持续快速增长，新类型案件大量增加，办案压力越来越大，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一线法官年人均办案高达300多件，案多人少矛盾突出。

　　案多人少，到了什么程度？拿不幸遇害的马彩云来说，从2007年至今，年均结案近400件，这意味着近9年来，她即使放弃周末和法定节日，放弃任何理由的请假，也要忙到平均每天办结至少一件案子。在某基层法庭庭长俞里江看来，一名法官在满负荷运转情况下，年结案260件应该算是非常优秀。然而像马彩云这样繁忙的法官，在基层法院（尤其是在经济较发达地区）中还相当普遍。

　　据最新统计数据，2015年，北京全市法院全年收案601849件，结案542879件，均创历史新高。有的法院一线法官人均结案达300余件。据法制日报2013年的一则报道，朝阳区某法庭一线法官2012年人均结案296.9件，办案最多的法官结案数达到800件以上。

　　在其他省市，一线法官们也同样繁忙。最近，全国各地法院2015年度工作报告陆续公布。河北全省法院共审执结案件73.08万件，一些基层法院法官人均结案超过200件。浙江省一线办案法官年人均结案达218件。深圳法院人均结案数量由2013年的158件、2014年的194件，上升到217件……

　　一位法官曾经向媒体透露，自己每周末至少加班一天，有时一天要开8个庭，连喝口水、上个厕所的时间都没有。还有一位30岁的女法官表示，自己晚上做梦都是“考核系统的警告提示、没有写完的判决书和当事人”，“精神压力非常大”。

　　就在去年除夕夜，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李罡因病去世，年仅35岁。李罡生前曾获得上海市法院系统“办案标兵”荣誉称号。据其同事透露，“李罡在案件超多的民一庭一直是结案大户”，“法院民庭一直案件量最多，难缠当事人多，长期高负荷运作。”李罡的病逝也引发媒体叹息，在这样常年满负荷甚至超负荷的工作中，法官群体的身心健康状况堪忧。

　　然而吊诡的是，和国外法官相比，中国法官年均结案的数量并不算多。据相关数据，2008年韩国法官人均审案720件。而据更早的年度数据，美国纽约州1200名法官人均结案近3000件，德国慕尼黑初级法院100余名法官人均结案700余件，日本法官人均结案1500件。当然，美国法官也不是“神人”，他们一年办理的3000件案子，也包括很多在中国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的案件，比如交通违章等等。此外，国外法官通常都有很多辅助人员（比如记录员、书记员、私人助理等等）协助办案。据法律界人士披露，在美国，平均每名法官有4到5名辅助人员。韩国平均每名法官有4名辅助人员。日本平均每名法官有7名辅助人员。而中国法官几乎都是在单打独斗。据某一线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官网公布的信息，该院共有法官251人，但审判辅助人员仅有87人，平均3名法官才能分到1名助手。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法院系统内，有一部分法官是很少审案甚至不审案的。（1）在立案庭、研究室、技术处、监察室等其他综合职能部门工作的法官。（2）法院领导，据了解，在基层法院，各业务庭长的主要工作都是签署法律文书，只办理很少的案件，或者基本不办案；中级以上人民法院，不止庭长，连副庭长也很少办案。（3）年龄大的法官不办案，公务员年龄超过50岁就“退居二线”的现象，在法院系统也存在。（4）还有一些法官被当地党政有关部门临时抽调，也无法办案。据中南大学法学院周超的调查，某基层法院真正办案的一线法官，一度只占到具有审判资格的法官的6成。

　　也就是说，实际办案的法官，他们每年办理的案件数量，比平均水平还要高出很多。在大量的文书和调查工作都需要亲历亲为的情况下，还能每天办理好几件案子，其工作量之大自不待言。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众法律意识的逐步提高，基层法院一线办案法官肩负的压力，还会越来越大。这样的压力，从近期走红的法官辞职信中可见一斑。

办理民商事案件的法官压力最大

　 中国法院审判庭按案件类别划分为刑事、民事、商事、金融、行政等等，由于不同类型案件实际发生的数量有很大差异，负责不同审判庭的法官工作量也是天差地别。据调查，某基层法院的民商事审判部门与行政审判部门的法官人均年结案率之比高达5比1，承办案件最多的民事庭法官每天人均收案数量可达十件以上，而审监庭部门每年承办的案件才4到5件。

　 然而对于办理民商事案件，尤其是民事案件的法官而言，除了案件繁多，又有一重额外的压力，中国法院网的一篇文章指出，对于民事法官而言，因其承担着化解矛盾、定纷止争、维护诚信的职责，其压力更多是来自案件当事人对法律的不理解，特别是那些‘鸡毛蒜皮’的纠纷案件。因为这种不理解甚至是误解，当事人自然就把不满和愤怒的情绪发泄到法官头上，对法官进行无端指责、谩骂甚至进行人身侮辱和攻击。”不幸遭当事人枪击而遇难的女法官马彩云，所负责的正是民事案件。

法官疲于应付 办案质量难以保证

　 这里所说的办案质量并非判决公正与否，法官存在个人品质或职业道德问题，或者行政权力干预司法等情况均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司法公正，不仅是套用法律条文得出的一个生硬的判断结果，也包含案件审判所达到的社会效果，如果不能使是非曲直、法律理念为当事人和公众所接受，判案的社会效果就无从谈起，更不用说树立司法公正的权威了。

　 需要司法解决的社会矛盾、纠纷，通常意味着十分尖锐、激烈、难以处理，然而，面对数量众多的案件，法官唯一考虑的可能只有司法绩效考核指标，比如收案数、结案率、调解率、上诉率、发改率、审结期限等等。设置这些指标，出发点固然是为了督促法官依法办案，尽快结案，化解当事人的矛盾纠纷，但如果过分强调指标，自然物极必反。中南大学法学院周超的调查报告指出，由于绩效考核与法官福利待遇直接挂钩，导致法官不愿受理处理难度大的案件，而对于一些容易调解的系列案件趋之若鹜，甚至出现个别审判庭之间争抢案源的情况。

　 对于那些复杂难办的案件，如果法官迫于工作压力只考虑尽快结案，则很可能出现案子结了，但事情还没了结的情况。当事任何一方不满判决，自然而然就会认为法官审判不公，甚至产生“幕后力量”干预司法的联想。那些缺乏理智和法律常识的当事人，很可能对办案的法官产生仇视心理，轻则骚扰辱骂，极端者可能诉诸暴力。

捍卫司法权威 不能停留在口头上

　 发生法官遭暴力袭击的恶性事件，法律界人士无不义愤填膺，但是也应该看到，这起悲剧的背后，还有一线办案法官面临的巨大压力，以及基层法院的普遍困境。

　 中国法院的法官编制员额，是根据当地人口，按比例设置的。所以从理论上看，是不会出现严重的“案多人少”问题的。但这样的问题却实实在在出现了，而且是一边抱怨“案多人少”，一边有法官在“忙里偷闲”。

　 因此，目前最迫切的，就是让有审判资格的法官，真正坐到审判员的位置上去，帮那些忙得焦头烂额的一线法官分担压力。人民法院报曾刊文指出，破解“案多人少”难题，一要坚持“繁简分流”，推行简案快审、疑案精审；二要顺应分类管理改革，重新调整审判组织架构，避免人力资源浪费；三要破除“行政化”藩篱，确保法官员额实至名归（补注：一些地方已经在推行“院长亲自审案”，这应该成为常态。还有“退居二线”的老法官，他们经验丰富，实际正是法院的宝贵人力资源，也不能只占编制而不出力）；四要优化法官结构，推进法官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补注：所谓专业化，即让法官真正专注于审案，而不能被其他行政性事务或者“维稳”任务挤占时间）。

　 且不奢谈法院的彻底去行政化，如果司法改革能够理顺法院内部人事，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合理执行考核机制，让法官有足够心力去审好每一个案件，真正做到定讼止争，法律的权威也就自然而然地树立了起来。当法官遭遇不幸还有人幸灾乐祸的情况，就绝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