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生酒店遇袭 公众三重焦虑

阴谋论：真相缺失的焦虑

　　一夜之间，很多人的朋友圈都被“和颐酒店女生遇袭”的内容刷屏了。单身年轻女子、出现招嫖卡片的酒店、女生遇袭时路人的冷漠、酒店安保的疏漏、事后意欲私了等情节，再加上微博发布者颇具媒体专业素养的描述，都极大地增强了事件的看点。无论是对猎奇事件的传播欲，还是“提醒身边女性朋友注意安全”的政治正确和道德正确，都很容易驱使网友按下手机屏幕上的分享按钮。但该事件借助社交媒体网络的广泛传播，并没有换来网友对当事人的一致声援，因为有相当一部分网友已经经历过太多的舆论反转，比如“上海女生逃离江西”、“霸气媳妇掀桌子”、“扶老人被讹”、“厅官海南裸奔”、“哈尔滨天价鱼”等等。被事件“剥洋葱”式的发展中一次次呈现出来的所谓“真相”屡次“打脸”之后，尤其是在被一些为“上头条”搏曝光而精心策划的营销事件“教育”之后，网友对新闻事件的认知似乎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极度轻信变成极度怀疑，而对于事件背后的种种“真相”的挖掘已经俨然成为一种本能。与此同时，每当一个新的“网红”诞生之际，都轻描淡写地表示“背后一定有推手”，似乎也已经成为了一个“成熟网民”的标志。所以，对于“女生酒店遇袭”事件传播发酵的迅猛势头表示怀疑，也在情理之中。而涉事的连锁酒店集团正在被收购、当事人微博为两天前新注册用户、当事人发布的长微博自带话题设置等等，更是为这种怀疑增加了依据，尽管很多人可能都说不清楚，如此炒作对于企业并购或者当事人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4月6日中午，在酒店遇袭的女子回应了“炒作”传言，其向媒体表示：已经与如家酒店达成一致意见，尽管她对于“一致意见”的具体内容并未透露，但她同时也说：“让‘阴谋论’说去吧，我不作回应。”站在善意的角度，当然没人去怀疑当事人的不幸遭遇的真实性，但在事实真相总是跑不赢阴谋论、官方权威结论总是跑不赢“网络谣言”的情况下，“不作回应”的回应，其实也是一种无奈的回应。而这种对真相缺失的焦虑，在6日下午如家酒店集团短短5分钟的发布会上升至最高点，现场记者五次提问酒店何以判断此事是炒作，但并未获得正面回答。对此，当事女子发表微博称：太失望！

　　此次事件发生在4月3日晚，当晚警方就已接到报警，在调查结论公布之前，无法忍受沉默的舆论也只有继续焦虑。

性别政治：女权主义的焦虑

　　在曝光出来的关于本次事件的监控视频中，有一名酒店工作人员“近距离”介入施暴过程，但并没有采取实质行动来进行制止，从女子口述得知，该工作人员以为是夫妻吵架。这非常符合惯常的思维，一男一女在公共场合发生争执或身体冲突，只要没有发生极端的危及一方生命安全的行为，不明真相的旁观者很可能会认为当事双方是夫妻或情侣关系而不加干涉，因为“清官难断家务事”。

　　针对此事，有网友发微博表示：“酒店被黑的阴谋论，黑帮治流莺的内部高人论，貌似都很显示智商和脑洞，但其实都不是重点。只要女性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欺辱绑架却无人敢介入，而警方拒绝立案，受害者还要被指责反应不对信息不灵，全靠社交媒体主持正义，你就生活在一个共同的耻辱之中。”这条发表于6日中午的微博在半天时间内被转发了5000多次，联系到此前引发轩然大波的“女星柳岩当伴娘被捉弄”的闹剧，性别政治也成为了“女生酒店遇袭”事件中的一大论题。

　　有些违法犯罪行为并没有性别选择，比如抢劫、绑架、诱骗，但当受害者是女性时，总能引起“保护女性”的强烈呼吁和“女性应避免单独外出”的善意提醒。“保护女性”的口号没有问题，妇女、儿童这些在生理力量上处于弱势的群体，在暴力侵害面前的确更难以保全自己。不过，在性别政治的视角下，要建议女性避免单独外出就显得不那么正确了。有论者这样写道：“只要打开朋友圈、微博，时不时总会看到各种各样所谓为了女生安全的善意提醒：女生不要独自夜归，女生不要晚上喝酒，女生出行时必须结伴，女生不要穿得太少，女生不要夜跑……女生请自重……然而为了安全，我们能够做的就只有晚上将女人关在家里，或者除非有陪伴否则女性不能外出？为了安全，为什么晚上的街道和酒店走廊就容不下女人的身影呢？”“一个人本来就应该拥有能够免于恐惧的自由，独自走在夜幕下的街上本来应该是一种自由。而我们的解决方案反而是要剥夺她们的自由，任凭夜晚被豺狼统治，这实在令人无法接受。”女生的“自重”和正常社会活动的参与，两者之间如何平衡？这是一个难解的问题。

　　每次出现公共空间中女性安全的事件，都会有些言论陷入到“女权主义”和“男权癌”的对骂中。而这样的“对骂”，可能和事件本身毫无关系，只是事件发酵形成的舆论声势，给参与者构建了一个讨论个人相关经历的平台。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平台？用一位网友的话来说，就是“身边的女性朋友或多或少都遭遇过性骚扰，但多数选择沉默”。“沉默的大多数”集中爆发，另一道难题也显现出来：男女之间的交往中，应该如何划定正常的互动和“性骚扰”之间的界限？

自救还是“他救”：安全感缺失的焦虑

　　每当危害女性安全的事件发生，与“女性自重”的善意提醒同时出现的，还有各种“女生防身之术”。但“防身术”在防住暴力侵害之前，先遭遇了另一种声音的挑战：

　　“女大学生打车失踪案频发，你们教女生要学会自救；女生遭男生强奸未遂后杀死，你们教女生要学会自救；女生夜跑被奸杀，你们教女生要学会自救……但自救了这么多次，为什么针对女性的暴力事件仍频发？是想怪女生自救力度不够吗？”

　　“别一出事就让女孩子多小心，然后传播防狼十八式什么的。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跟歹徒搏斗的。这年头，没点功夫还不配出门了是吧？！”

　　这些言辞激烈的表达获得了很多赞同，但是，引起大众共鸣的，不一定就是真理。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早就说过，大众最不擅长的就是理性思考。当然，将女性受到侵害简单归咎于自救意识/能力不强，和迷信“防狼术”一样站不住脚。我们很难通过还原刑事案件来了解受侵害的女性是否采取了合理的自救，正如很难通过“实战”去验证“防狼术”的有效性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防狼术”也是开给处于安全焦虑中的公众的一种安慰剂。

　　另一种反对“自救论”的声音似乎更值得深思：“当我们在讨论自救的时候，我们就在纵容恶，承认恶，并且将其作为基本现实对待，不面对、不抵抗、不分析、不讨论——难道，这样不是自杀吗？”但如果将思考更进一步，就会发现，无论寄望于自救还是“他救”，都不可能构筑百分之百安全的公共空间。无论政府还是其他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都不可能对个人实施24小时贴身保护，即使是全方位视频监控，也终归只是辅助性的安保手段，从发现案情到采取行动，这当中依然有足以致命的时间差。有没有能够百分之百防范于未然的手段？有，那是科幻电影《少数派报告》中的剧情。

　　在公共空间里的安全风险不只针对女性，对任何个体都是一样。倡导自救，并非给公共安保中的疏漏“洗地”，呼吁加强社会治理，也并非意味着放弃个人自由而构筑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当然，在每个人都掌握一定自救技巧的基础上，通过对政府的问责，来要求尽可能多的公共安全投入，也是一种可理解的“自救”策略。

最大的恐惧是恐惧本身

　　著名社会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认为，恐惧是当代主体性的基本构成要素，恐惧是唯一能够将热情注入并积极地动员群众的东西。“一个人一旦抛弃了宏大意识形态事业，其生命就只剩下有效管理生命。”

　　在去政治化的公共空间里，对生命(身体)的管理和维护，成为唯一重要的事业。而对身体所面对威胁（衰老、疾病、暴力伤害）的恐惧，也构成了基本公共议题（医疗、养老、社会治安）的内驱力。甚至身体不符合某种审美标准也是恐惧的来源之一，与之相应的是整形美容成为项规模宏大的产业。

　　前述几种焦虑，其实都可以归结为对身体处境的不安全的恐惧。而在转型期中国社会矛盾凸显、法治进程缓慢的语境下，公众对安全感的诉求更加强烈。一起并未造成当事人实质伤害的治安案件，也能风声鹤唳，激起公众的过度反应，原因正在于此。

　　当然，恐惧并不可怕，如果能在恐惧催生的舆论中，就前述争议达成一定的社会共识——比如，怎样构筑更加理性的、符合现代文明的、充满人情味的公共空间，而不是人人自危，对他人高度戒备的“高压安全网”——即使缴纳一定的“智商税”，也是值得的。最应该恐惧的，是恐惧本身。每逢这种因公共安全事件而发酵的舆论热潮，最失败的结果就是，公众在对恐惧的“消费”中成为“惊弓之鸟”，从一篇看似正确的“爆款”文章转向另外一篇，各种带着先入之见的观点激烈混战之后只留下一地鸡毛，未及“打扫”，下一个热点事件又已经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