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届之年的人事新动向

中央定调：换届要推进“能上能下”

　　2016年1月15日，全国组织部长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刘云山指出，做好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要立明规矩、破潜规则，认真落实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建立干部选拔任用问责制度，促进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坚决防止带病提拔。

　　在该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赵乐际做了年度工作报告，报告中2016年重点工作之一，就是“抓集中换届，建设团结带领群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坚强领导班子”。赵乐际指出，干部队伍建设，用人机制要适应，推进能上能下。

　　赵乐际说，当前大家反映比较多的，是一些干部能力不足“不能为”、动力不足“不想为”、担当不足“不敢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有力抓手，是落实《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推动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有效机制。要进一步强化“下”的担当、细化“下”的情形、明确“下”的标准，通过平时考核、年度考核、换届考察等，认定和及时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干部；通过对落实从严治党责任不力、抓工作不力的问责等，做到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有了能上能下的规定，就要坚决执行、长期坚持，“下”了多少，组织人事部门每年都要盘点。

　　领导干部能上能下，重点和难点都在于“下”。和“确保风清气正”、“防止带病提拔”这样的要求不同，换届人事安排中干部的“下”是可以直接量化考核的。正如赵乐际强调的，“下”了多少，组织人事部门每年都要盘点。而且“下”的标准不仅仅是违反党纪政纪，“庸者”、“劣者”都在淘汰之列，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这意味着“无过便是有功”的“为官哲学”即将过时。

从领导岗位“下来”的制度依据

　　2015年7月，中央引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与2014年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组合实施，进一步完善了干部管理制度。该办法在《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第五条所列情形外，又增加了五条问责领导干部的细则。最重要的是，规定了对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干部进行调整的十种情形（包括不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违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敢担当、品行不端、配偶子女移居国外等）以及调整的程序和方式。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通知精神，颁布实施该规定，对于着力解决为官不正、为官不为、为官乱为等问题，推动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和从政环境，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换届工作即将展开之际，出台人事相关规定，其指导意义不言而喻，这在以往的换届年也多有先例。

　　十八大换届前的2010年，中央一共出台了四个相关文件：《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报告办法（试行）》、《地方党委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并接受民主评议办法（试行）》、《市县党委书记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职责离任检查办法（试行）》。这四个文件，共同构成选拔任用干部事前要报告、事后要评议、离任要检查、违规失责要追究的监督链条。

　　十七大换届之前的2004年，中央密集出台《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工作暂行规定》、《党的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下一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表决办法》、《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和《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这5个文件，加上此前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进行清理的通知》，通称“5+1”文件。对领导干部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任职期限、交流回避、辞职等，均作出了详细规定。

“能上能下”规定的“落地”情况

　　据媒体梳理，至今有北京、天津、河北、甘肃等十多个省市出台了实施《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的具体细则。其中反应最快的是甘肃省，2015年8月25日，中央规定印发一个月后，《甘肃省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实施细则（试行）》即正式印发。兰州日报今年4月的一篇报道显示，该市区县一级党委正在组织学习该规定。

　　在规定已经“落地”的省份中，全文公布本地实施细则的并不多，只有甘肃、浙江、青海、宁夏、安徽、河北、北京等7个省市。四川、湖北仅有新闻报道，湖南召开了相关的视频培训会，却未公布细则内容。而天津、新疆、山西、云南、广西等地，则是通过下级机关的学习贯彻显示该省的实施细则已完成并出台。此外，据公开报道，吉林、福建等省份的实施细则正在推进中。

　　将已经公布的地方细则与中央规定对比可发现，大部分省份在中央规定的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十种情形之外，结合本地实际新增了一些情形。比如甘肃、宁夏、青海，均将不执行民族政策纳入了问责范围；河北将PM2.5指标纳入问责范围。新增内容较多的有浙江，明确了21种类型干部要进行组织调整。湖北省也提出了20种应当调整的情形，相比中央规定增加一倍。

　　值得注意的是，甘肃、宁夏均在上述规定中增加了调整后待遇情况的表述，明确“职务调整后，工资、医疗等待遇不变。”北京将“进行调整”细化为“应当通过改任非领导职务、保留职级待遇等方式对其工作岗位进行调整。”而安徽则考虑到了干部的情绪问题，特别将“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写入了本条规定。

党报发声 为地方支招

　　每逢换届年，中央权威媒体都非常注重舆论导向。查阅以往报道，相关文章除了强调换届纪律，确保风清气正，防止“用人腐败”，也非常重视对党员干部的动员号召，比如要求干部树立正确的“上下观”，鼓励其经受换届考验，正确对待进退留转等等。今年也不例外。

　　4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让干部“下”得自然顺畅》，呼吁当以换届年为契机，让不能干事的人腾出位子。文章称，长期以来，各地在“上”方面创新不少，在“下”方面却鲜有有益探索。文中说，从政为官只是诸多职业选择中的一种。对于领导干部正常的“下”，人们不必大惊小怪，要破除“干部‘上荣下耻’”的陈旧思维，营造干部“能下”的良性舆论氛围。该文还特意给各地支招：各地在制定实施（能上能下规定）细则时，需注意明确标准，规范方式，疏通渠道，让干部“下”得合法、“下”得合理、“下”得服气。

领导干部“下来”不容易

　　正如人民日报前述文章所说，对不少领导干部而言，只要取得一定政绩，并且“不犯事”，多半能够顺着“阶梯”一步步往上走。然而，一旦“上去”之后，想要正常“下来”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本轮省市县乡四级地方党委换届，是为明年十九大做“组织准备”，也为后年国家机构大换届做人事铺垫，事关重大。同时，也是十八大以来三年“重拳反腐”之后的层层大换班，更加马虎不得。

　　按照中央部署，从年初开始，将有400多个市州、2700多个县区、3.5万个乡镇的地方党委及数以万计的国企党委陆续换届。下半年，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省级党委陆续换届，最迟不超过明年上半年完成。而如此规模庞大的人事布局中，除了要严防大批干部“带病提拔”，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推动“能上能下”，淘汰“庸者”“劣者”，其目的自然是建设一支既清廉又高效的干部队伍。

　　那些“不能为”“不想为”“不敢为”的领导干部，或许是因反腐高压而奉行了“不做不错”的鸵鸟哲学，但现在看来，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在换届中为想做事、能做事、敢做事的干部腾出位置，要么不计个人得失，放手投入工作。推动这两种变化的难度固然很大，但在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和“改革攻坚”之际，提高各级干部工作积极性势在必行。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建立“为改革者撑腰”的容错机制，在近期也已经引发了热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