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人士”把脉经济 后续政策有何看点

发声常常“一针见血”

　　“权威人士”在党媒上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946年延安时期，长期以来涉及对诸多问题的讨论，但近年来类似《开局首季问大势》中的“权威人士”主要集中在《人民日报——权威访谈》的栏目中发声。《权威访谈》这一栏目诞生于2013年底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主要讨论与当前改革有关的问题。2014年2月20日，《人民日报》2014年2月20日刊登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新闻宣传工作的创新发展》一文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主要媒体推出‘权威访谈’等系列报道，多个部委接受采访，深入解读全面深化改革的政策措施”。

　　截至目前，《人民日报》上此类“权威人士”发声共有38篇，2013年有15篇，2014年13篇，2015年8篇，2016年2篇，涉及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学习、经济结构改革、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院士制度改革、户口制度改革等诸多方面，其中约80%的文章都出现在《人民日报》的第一版和第二版。而“权威人士”并非全部为匿名人士，其中也包括各部委接受采访的对象署名。

　　以经济改革为例，自2013年底以来，“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权威访谈》有三次重要的发声：2015年5月25日的《五问中国经济》，2016年1月6日《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2016年5月9日的《开局首季问大势——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这一“问字”系列，均位于《人民日报》头版。

　　近年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进出口急转直下。2012年—2014年三年的GDP增长率分别为7.65%、7.67%和7.4%，已不能再“保八”，而2015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则为7%，即将“破七”。面对外界对GDP增长率、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潜力的诸多置疑和不断涌现的悲观声音，“权威人士”首次发声，通过《五问中国经济》这一头版头条的文章，借“权威人士”之口统一回答各方疑问，答疑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的速度下降、运行走势分化、下行压力加大、风险防控措施和宏观调控着力点等方面。

　　2015年GDP增速为6.9%，创25年来新低，除经济增速下降以外，工业品价格也在下降、实体企业盈利减少，财政收入增速减慢，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而这些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周期性问题，而是由产能过剩造成的结构性问题，突出表现在房地产、钢铁、水泥、电解铝等工业生产领域。为了解决库存和产能过剩造成了资本浪费、经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2016年1月6日，《人民日报》的“权威人士”发文提出了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调整供求关系，追求经济健康发展的“新常态”。

　　针对民营企业投资大幅下降、房地产泡沫、不良贷款、地方债务、股市、汇率市场、债务市场、非法集资等突出问题，在2016年1月《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去产能的基础之上，《人民日报》又于5月9日发表《开局首季问大势——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说明了经济运行总体趋势，并从未来宏观调控的着力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实、预期管理、经济风险的预防等四个方面提出解决民营企业投资、产能过剩、股市和汇市发展不稳定、债市风险增大等问题的方案。

内容多“一脉相承”

　　从2015年5月至2016年5月的整整一年里，“权威人士”在《五问中国经济》、《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开局首季问大势》对四个问题作了“一脉相承”的集中回应，非常值得关注。第一，对经济增长速度有了客观认识。《五问中国经济》提出对经济形势的分析要用“历史的眼光，坚持短、中、长期结合”，强调“未出现断崖式的急速下滑”，而《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进一步提出“在当前形势下，国民经济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V型反弹，可能会经历一个L型增长阶段”，强调“L型”经济增长有个比较稳定的托底阶段，态度显得更加审慎。在此基础之上，《开局首季问大势》则进一步提出我国经济发展不仅不可能是“V型”，也不可能是“U型”，仍然会保持“L型”增长。从否定式的“未出现急速下滑”到肯定式的“L型走势”，“权威人士”对经济增速的态度非常理性，显示高层对经济的中长期走势基本取得共识。

　　第二，从承认到鼓励经济运行走势分化。《五问中国经济》点明经济运行中“几家欢乐几家愁”的状态是正常的。从地区来看，由于东部地区经济结构及时调整，其未来发展动力更足，而一些能源大省、对投资依赖过重的省份在未来被迫要进行结构调整；从行业来看，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增长强劲，而产能过剩行业和“两高一资”行业问题突出。针对经济发展走势分化这一突出问题，“权威人士”在《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点明了对其的态度，即“不能逃避”，应该“快刀斩乱麻”。“我国处在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地区、行业、企业发展出现明显分化……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不可能皆大欢喜，产业会此消彼长， 企业会优胜劣汰，就业会转岗换岗……但这种阵痛是一朝分娩的阵痛……这是值得的”。而近期的《开局首季问大势》则更为明确地提出了“二八定律”，“在新常态下，我们最需要优化配置，培育新动力、形成新结构，这意味着分化越快越好”，意味着国家政策将不再对东北和中西部地区、传统的“三高”产业、产能过剩行业等结构调整滞后的地区、产业和行业保持“输血续命式”的支持，从而迫使其积极寻求改变。

　　第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是主要矛盾。《五问中国经济》已经在强调国家对产能过剩的部署，明确提出“继续加大对产能过剩行业投资、增加未来调整压力的增长要不得”，“化解产能过剩不能冒进求成，但也不能裹足不前”。而《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通篇为产能过剩提解决方案，明确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作为“五大重点任务”，并且要“坚定地干、大胆地干、扎实地干、精准地干、决不回头地干”。为了落实这一改革，《开局首季问大势》的“五问”中，有一“问”专门从工作重点和难点的角度进行了解读，“权威人士“解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往无处看，也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生命线’”。“生命线”的高度足以体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未来经济工作中的重心地位。

　　第四，强调宏观调控的着力点要适度。《五问中国经济》对宏观调控的定调是“既不过头，也避免不及”，摒弃了以宏观调控来刺激投资的以往做法，强调“有质量、有效益的 GDP”。《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宏观调控“引导市场行为和社会心理预期”，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驾护航”。《开局首季问大势》则强调“避免短期化行为”和“避免不适度”，更特别提到“预期管理”。相比最初《五问中国经济》中“明确的政策信号是稳预期的关键”，此次不仅把“预期管理”作为五大要点中的单独一点来谈，而且点明“宏观政策不能摇来摆去”，“提高透明度，说清政策目的和涵义，减少误读空间，及时纠偏，避免一惊一乍，不搞’半夜鸡叫’”。市场看的是短期效果，而宏观调控政策不能太短期化，从对宏观调控越来越追求适度化、精准化的态度来看，目前经济政策的高层制定者有着比较强的定力，对经济问题的解决措施也不存在摇摆，政策倾向性十分明确。

国家政策调整的“信号”

　　“权威人士”每次发声之前，都有最高决策层的经济会议召开。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经济形势，而不到一个月，2015年5月25日，“权威人士”就发表了《五问中国经济》。2015年12月1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2016年1月4日，“权威人士”所写的《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见报。2016年4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经济形势，2016年5月9日，“权威人士”立刻通过《开局首季问大势》对当下五大经济发展问题给出了解读。由此可见，“权威人士”其实是政策的高层制定者对外公布消息的“喇叭”，其重要作用就是答疑、纠偏，在社会对宏观政策把握不准时，明确经济形式和工作重点。

　在“权威人士”发声之后，相关政策也会陆续出台。2015年5月25日，《五问中国经济》强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出“加强精准扶贫，增加他们的收入，可以转化为新的消费热点”，2015年6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的指导意见》，同年11月9日和22日，国务院办公厅分别印发《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此外，《五问中国经济》还指出要“打通投融资渠道，挖掘民间资金潜力，让更多储蓄转化为投资”，2015年6月26日，银监会出台《促进民营银行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积极支持民间资本与其他资本按同等条件进入银行业，不断提高银行业市场准入透明度，加强对各地民营银行发起设立工作的指导和服务。

　　2016年1月6日，《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见报之后，针对其中对房地产等产能过剩领域的论述，国务院办公厅相继于2016年2月4日和5日，连续发布《国务院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和《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针对《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改革，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关于2016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明确“持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健全有利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体制机制，强化降成本、补短板的制度保障”。由此可以推测，此次《开局首季问大势》之后，必定会有配套政策和行政法规的陆续出台。

　　就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讨论而言，“权威人士”次都会赶在中国经济改革遇到了重大节点、正在寻求突破之时发声，分析之前的经济发展背景，并为进一步的改革定调。而在“权威人士”发声之后，国家的经济政策也会“借势”推出，完成“推陈出新”和“转舵”的过程，因而关注“权威人士”的“现身”对准确把握未来经济发展态势和国家政策的重要意义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