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马肇事案”为何重做精神鉴定

“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有什么问题

　　《中国精神疾病分类及诊断标准》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ICD-10）》都将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收录在册。该病在中国的定义是：“一组起病急骤，以精神病性症状为主的短暂精神障碍。”诊断标准为：“片断妄想，或多种妄想；片断幻觉，或多种幻觉；言语紊乱；行为紧张或紧张症（四项至少符合一项），包括分裂样精神病、旅途性精神病、妄想阵发、待分类的急性短暂精神病性障碍四种类型。”但由于患者的精神症状多样，临床症状变异性大，并且起病紧急、病程短、能够自行缓解，导致该病的临床诊断有效性较差，容易误诊。

　　相关报道显示，在去年为王季进进行精神鉴定的南京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人员称，该所是2015年7月3日收到南京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委托对犯罪嫌疑人王季进“是否患有精神疾病，作案时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进行司法鉴定的。当时距离案发已经两个星期，还能否对王季进作案时的状态进行鉴定，这是个未知数。

　　该所鉴定人员介绍，与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具有同样的临床特征，且能够找到具体发病原因的，就会按照具体发病原因去诊断定性，比如脑器质性疾病所致精神障碍、躯体疾病所致精神障碍、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等。以195.2km/h的速度在城市道路上行驶，常见于酒驾、毒驾等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但嫌疑人王季进平时不吸烟、不饮酒，当时也无其吸食毒品的任何证据，所以排除了可能性较高的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的诊断。而相关报道中也未见王季进患有脑器质性疾病或躯体疾病的鉴定结论，鉴定人员在对其进行精神检查时，得到的印象是“他神志清楚，交流欠佳……”还有“我一个人开车就喜欢开得快，见缝就钻”“油门在我脚底下，我踩得重就开得快”等自述。

　　虽然南京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依据《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指南》，评定犯罪嫌疑人王季进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但目前事态的进展印证了社会舆论的质疑，该结论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司法精神鉴定没那么容易

　　刑事责任能力鉴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而鉴定总是在案发后很长时间才进行，案发当时的情况如何，特别是被鉴定人在案发时的精神状态如何，只能通过委托单位提供的真实、可靠的事实材料来加以判断。但是，委托单位提供的材料，往往最容易出现问题。

　　预审笔录是最接近案发时间的询问被鉴定人的文字记载，应该能直接反映被鉴定人的作案动机及当时的精神状态，遗憾的是，在实际鉴定案件中能满足这一要求的笔录并不多见。川大华西医院心理卫生研究所的刘协和曾撰文披露，大多数笔录是在预审过程中经过记录人员挑选、加工的口供摘录。从摘录的供词看，大都是一问一答，有问必答，有的鉴定人答非所问、自言自语或语言支离破碎，往往并不记录在案，而这些恰恰是说明被鉴定人精神状态的一手材料。

　　一般来说，被鉴定人亲属对被鉴定人的精神状态了解最多，他们提供的材料如果真实可靠，对鉴定分析肯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恰恰因为这样的材料是来自与被鉴定人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亲属，不排除有歪曲、隐瞒或夸大事实以获得患有精神病的诊断结论从而减免罪责的动机，其真实性和可靠性往往受到质疑，而难以作为鉴定结论的主要依据。

　　其他旁证材料中，不论是案发前被鉴定人的医疗文件，还是案发后的监所材料，都只能证明案发前后的情况，很难说明被鉴定人在案发当时的精神状态如何，发生的危害行为是否与其精神症状有关。被鉴定人的单位同事或朋友邻居等提供的重要事实材料，虽然可以作为鉴定意见的依据，但他们提供的被鉴定人没有精神异常的材料，不能作为否认被鉴定人有病的证据。另外，有时还可见到联名提供的材料，用以证明被鉴定人有或没有精神病，这类材料大多数是应被鉴定人或受害人家属要求而收集的，属于表态或请愿性质，缺乏具体事实，不能作为鉴定依据。

　　司法精神鉴定时对被鉴定人进行精神检查，可以获得对被鉴定人当前精神状态直接观察到的一手资料，并进而核对委托单位提供的事实材料，追问被鉴定人危害行为的动机等。但如果被鉴定人很不合作，不能进行有效的交谈，或是故意撒谎或伪装精神状态等，都会影响到鉴定的结果。事实上，由于被鉴定人试图逃脱罪责的动机，前述情况往往很难避免。此外，鉴定人员自身也可能存在问题。《中国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案例集》披露，由于各地从事司法精神鉴定人员的业务素质参差不齐等原因，对同一案例的鉴定往往出现不同甚至相悖的结论。这种现象严重地降低了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北医六院教授李从培和北京安康医院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科专家胡纪念曾对104个重复鉴定案例进行过分析，发现诊断不同的有78例次，占75%；诊断相同但责任能力不同的26例次，占25%。在2008年1月到2010年5月间，河南漯河检察机关共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涉精神病案件13起，其中6件做了两次以上重复鉴定，有5起案件鉴定结果都不一样。

当前中国司法精神鉴定中的弊端

　　从世界范围来看，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的立法例主要有三种：以生物学的要素（精神障碍）为责任能力判断基准的生物学方法，以心理学要素（辨别与控制能力）为判断基准的心理学方法，以及生物学要素与心理学要素并用的混合方法。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均采取混合方法。根据刑法，对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应当分两个阶段，首先诊断被鉴定人是否有精神病以及精神病的种类与轻重程度，然后是重点考察精神疾病对于辨认能力及控制能力的影响程度以评定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据此推断，如果一个人被鉴定为精神病的可能性越大，辨认能力的评定标准越窄，控制能力的评定标准越宽松，那么一个人被评定为无（或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可能性就越大。北大法学院的吴纪奎博士认为，中国司法实践中一个人被评定为无（或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可能性要大大高于其他国家，从而使得司法精神鉴定很容易被不当利用，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泛精神病”倾向，也就是“无病推定”原则（对被鉴定人的精神状态应该首先推断为正常，且具有完全行为能力，英国早在1843年就确立了该原则，后来得到世界上多数国家的认可）的缺失，其结果就是司法精神鉴定人员遇到是否是精神病不能充分肯定时，往往会判定其有病。加上中国司法精神病学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精神病鉴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还有认为干预鉴定等因素，都使得被鉴定人被鉴定为精神病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其次，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不是医学问题，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对于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是分两个层次进行，先由鉴定人对被鉴定人是否患有精神病、精神病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的社会行为能力做出评定性意见；然后由司法人员结合专家意见及其他证据就被告人是否达到刑法规定的“法定精神病”标准做出判断，这种双层次的刑事责任能力评定设计，既可以有效弥补司法人员的医学专业知识的不足，又可以避免鉴定人变成“穿白衣的法官”的危险。然而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鉴定人既有精神病鉴定权，又可以对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做出结论性意见。由于鉴定人不具备相关法律知识，缺乏独立性（易受权力干涉或舆论影响），甚至存在“有病则无责”的认识误区，都可能导致他们无法做出客观真实和公正的鉴定。

　　另外，中国司法实践中还有刑事责任能力鉴定申请泛化的问题。在国外，由于一旦被鉴定为精神病，被告人就有可能无限期地被关在精神病院（比坐牢更糟糕），因此被告人一般不会提出精神病辩护。而根据中国刑法，被告人一旦经法定程序鉴定被确定为精神病人则不负刑事责任，其不利后果无非是责令家属或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或在必要时由政府强制医疗，但由于中国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强制医疗制度，绝大多数被确定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除了背负精神病的污名外，几乎没什么不利后果。另外，中国刑罚总体上重于其他国家，在刑罚较重的情况下，被告人会甘愿冒着被鉴定为精神病的风险来保命。总之，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被告人及其家属提出司法精神鉴定的申请。

“宝马肇事案”如何重新鉴定

　 据秦淮区法院公告，案发将近一年后的这次重新鉴定，委托给了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据官网资料，该所在2010年被遴选为十家国家级司法鉴定机构之一。其法医精神心理学研究室的6名鉴定人，均为高级职称，可以承担包括对刑事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在内的多种法医精神心理学鉴定。在鉴定中用到的工具包括光标阅读机及相关软件，美国产Stoeling测谎仪及配套软件，认知功能脑波检测仪以及各种心理量表等。

　 对鉴定机构的选择，也可见司法机关对一年前的这桩引起全国关注的交通肇事案的重视程度。但重视归重视，由于前述种种客观存在的因素，以及距离案发时间过长带来的操作难度，都使得最终的结果不易满足公正的期待，这个公正不仅是对于“宝马肇事案”的受害者而言，肇事者王季进本人也同样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