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抓嫖 使用暴力有何尺度

警察的自由裁量权

　　警察在一个国家的行政管理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警察权力的大小对公民的切身利益也有非常广泛的影响。按照《人民警察法》第6条规定的职责分工，公安机关担负着14项法定职责，拥有量大面广的执法权力。由于警察工作的特殊性，许多时候决定其权力大小的不是职务，而是他们的“选择余地”，即警察的自由裁量权。这是指公安机关执法主体在依法行使公安行政职权时，在法定的执法幅度内，自由决定执行时间、地点、范围、种类、方式、幅度等的权力。

　　在雷某事件中，昌平警方受到最主要的置疑是：警察对自身行为实施方式的裁量，即对雷某采取的“强制约束措施”是否失当。《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八条规定，警察在依法执行逮捕、拘留、看押、押解、审讯、拘传、强制传唤等任务时，遇有违法犯罪分子可能脱逃、行凶、自杀、自伤或者有其他危险行为的，可以使用手铐、脚镣、警绳等约束性警械，而使用约束性警械的具体方式，则由警察主体自行裁量决定。

　　和军队一样，警察也是一个国家暴力机关的组成部分。如果警察的自由裁量权被滥用的话，会带来许多问题：一是对人权造成伤害；二是对法治的破坏；三是对警察公信力的削弱。

　　假设雷某确实嫖娼、拒捕、并且袭警的话，他的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警察对其采取“强制约束措施”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但“强制”到何处程度，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需要当事警察自行判定。据昌平警方称，用于拍摄现场情况的手机已在扭打中被摔坏，而事发小区的监控设备也不能使用，只有目击证人的证词可供参考。目击证人称，雷某是被摁倒在地，面部有出血，大声呼救。虽然并未提到警察暴力执法，但也未提到雷某暴力拒捕。这让公众不禁质疑雷某是否真像警方说的一样，拒捕并咬伤警察？如果雷某没有做出这种行为，当事警察对雷某的控制是否存在裁量失误？即使雷某拒捕，对其所采取的“强制约束措施”是否仍然存在过当的情况？在其官方微博上，昌平警方承认了存在肢体冲突，也承认对雷某采取了“强制约束措施”，但这种“强制约束措施”具体包括哪些措施？强行将其制服、给其带上手拷？强行将其带入车内？还是在车内还有其他强制措施？

　　在尸检结果出来之前，一切仍然没有定论，可以保留这些疑问。这不仅是对雷某事件，也是对公安执法程序的思考。警察可以自行判断应对方案，但在面对嫖娼嫌疑人和面对暴力犯罪分子时，或者说在面对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事件和面对刑事犯罪时，警察自由裁量过后的做法是否应该有所区别？这些都非常值得探讨。

执法过程的规范化

　　从职能而言，中国的警察可以划分为治安警察、武装警察（即武警）和司法警察三大体系。治安警察又可进一步分为刑警、交警、户籍警、巡警、消防警、外事警察、禁毒警察等。便衣警察属治安警察中的一种。随着实际工作的需要，各地陆续设置了便衣警察，正式作为一个独立的警种加入了公安序列。

　　在整个事件中，昌平警方还有两个问题受到公众的质疑：便衣执法和没有携带执法仪。在事发现场，雷某可能产生抗拒行为的原因之一即是“便衣执法”。许多绑架案都有假警察的身影（如同电影《解救吾先生》中的情节），也有犯罪分子以假的警察身份为其行为打掩护，连伪造警官证和执法证都是可以办到的。雷某被制服后，又是被带上金杯面包车，这种情况下，他是否真的是出于对警察身份的置疑而大呼救命，现在已不得而知，但如何增强便衣执法的可信度是否可以作为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最后还是目击者拨打了110找来当地派出所的警察证明了当事警察的身份。

　　昌平警方现在处于舆论漩涡中的最重要的原因是：现场录像的缺失。执法人员在正式执法行动中被要求携带执法记录仪，但现场执法带队民警表示，执行便衣打击任务可不使用记录仪，加上佩戴不便而手拿又过于明显，所以用手机拍摄了执法记录。但在制服雷洋的过程中，场面混乱，手机被摔坏无法还原录像。因为当事警察无法“自证清白”，而目前又死无对证，舆论不断质疑警方行为的合法性也就在所难免。暂且不论手机是否真的被摔坏且无法修复，也不论为何小区监控录像同时损坏，便衣执法难道不需要严格的记录吗？即使不使用执法记录仪，是否有其他统一的视频拍摄工具可供执法人员佩戴或携带？如果真的发生在执法结果上的纠纷，在没有现场录像的情况下，要如何还原事情的真相？如何追责？能否从雷某事件吸取教训，今后在便衣执法的现场记录方面给出统一的、严格的标准？这既可以说是对被抓捕之人的保护，也是对当事警察的保护，使其在正常执行任务时免于被诟病。

　此外，如果当事警察的手机被摔坏，为何后来接到110报警赶到现场的警察也拿不出现场录像？难道他们正式出警也没有携带执法记录仪吗？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有更详细的说明呢？

涉案人员非正常死亡的追责

　　在事件真相没有完全大白之前，说“谁为雷某的死负责”还为时尚早，但遇到类似的涉案人员非正常死亡案件，最后是如何追责的？这个问题却非常迫切地需要答案。公众在看到“嫖娼被抓致死”后，不禁会联想到之前的“躲猫猫死”、“做梦死”、“睡姿不对死”、“喝开水死”、“激动死”等案件，这种警方之前给出的千奇百怪的死法，一次次避开了涉事人员的问责，已经重创了执法公信力。当人命关天的大事，被轻描淡写地冠以各种匪夷所思的理由之后，任何旁观者都会不由自主地感到愤怒和恐惧：掩藏在这些个案背后的非正常死亡究竟还有多少？是否有一天会降临到自己身上？

　虽然目前尚不清楚事件具体情况，但执法过程中的暴力现象不容忽视。警察执法过程中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少数警察认同“不服就要打”，执法中的暴力现象近年还有抬头的趋势。对于涉案人员的非正常死亡率，目前尚无准确的数据。但为了降低涉案人员非正常死亡率，保证执法的公信力，从2010年开始，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执法过程中涉案人员非正常死亡问题进行了集中整治活动，各地方的治安、消防、交通等部门纷纷出台相应 落实细则。2011年，公安部下发《2011年公安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对公安队伍违法违纪问题“零容忍”，其中包括因执法人员违法违纪进行案件处理造成涉案人员非正常死亡。其实早在2009年，中央政法委就出台了 《关于加强办案安全防范工作防止涉案人员非正常死亡的规定》，其中第九条规定“进一步落实办案安全防范责任人制度。对每一起案件，办案单位要确定一名负责同志作为办案安全防范责任人，并制定、落实办案安全防范工作预案。凡发生涉案人员非正常死亡事故的，办案安全防范责任人要承担直接责任或者领导责任”。2015年1月，中央政法委决定“政法机关全面清理执法司法考核指标”，并取消有罪判决率、结案率，要求“对刑讯逼供、徇私枉法或者重大过失，导致涉案人员非正常死亡或者造成错案的，以及错案发生后拖延不纠正造成严重后果的，要终身追责、严肃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对于雷某之死都在期待一个真相，和在此基础之上的追责结果。

　　对“雷某之死”的讨论不能聚焦在“雷某有没有嫖娼”上，问题在于：即使雷某真的去嫖娼了，他就可以不明不白地死亡吗？如果不是“中国人民大学硕士”这个标签，换作其他刑事犯罪嫌疑人，在“强制拘束措施”下死亡，民众仍然应该保持这样一种强烈的追责态度，这才是一个社会对“人权”的真正重视。

　　“人大硕士雷某嫖娼致死案”不管调查结果如何，都应该引起社会对执法过程的反思。公众对当事警察近乎“苛责”的做法并没有错，一方面，这是近年来执法公信力不断下降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昭示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加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针对的不仅是腐败，而是整个“公权力”的合理合法运用。正是每起在执法过程中的非正常死亡后对公权力的“苛责”和逼迫其自证清白，才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公权力的安全底线，才能真正实现“法治”。社会的这种“苛责”，细想之下，其实是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