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让公众得了“三峡焦虑症”？

官方宣传不明确造成公众困惑

　　2003年6月1日，三峡大坝正式下闸蓄水。当天，新华社发文《建一座让人民放心的大坝》，称“按照设计，三峡大坝必须抵挡万年一遇的长江洪水。如此巨大的落差和库容压力，要求三峡大坝必须具备钢铁般的质量。”这篇文章的标题在后来被一些媒体转载时改为《三峡大坝固若金汤，可以抵挡万年一遇洪水》。

　 2007年5月，《文汇报》发表文章《三峡大坝 今年可防千年一遇洪水》，三峡总公司枢纽管理部副主任称，“千年一遇，坝前水位可控制在175米，控制枝城下泄流量在8万立方米/秒，保证下游沙市水位不超过45米。三峡大坝今年可按预定目标发挥巨大的防洪效益。

　 2008年10月，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总经理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称，“三峡大坝今年汛期将有能力抵御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2010年7月，央视网根据对长江防总办公室主任的采访发文，题为《三峡蓄洪能力有限 长江流域湖泊分洪量急剧下降》。

　 进入2016年以来，南方地区已经迎来了第18轮暴雨，这次的“暴雨车轮战”连1998年当时也不曾出现。国家气候中心称，当前给南方造成强降雨的厄尔尼诺为“史上最强”，已经超过了1997—1998年的厄尔尼诺。对此，三峡集团公司表示，三峡水库2016年汛期防洪限制水位为145米，而这一数字并非2007年宣传中的“174米”。

　 对比三峡工程上马之初的宣传口号“三峡工程竣工之日，就是长江告别洪患之时”，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官方口径的三峡大坝的防洪能力似乎在逐年减弱。难怪公众会焦虑和困惑。事实上，判定三峡大坝抵御“X年一遇”洪水的角度是有区别的。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副秘书长曾指出：“三峡的防洪作用非常明确，从来没有改变过，那就是把荆江河段的防洪能力从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如果配合分洪措施，可以抵御千年一遇的洪水。至于’抵挡万年一遇的洪水’，是指大坝本身的安全性。”综合来看，面对“百年一遇”的洪水，三峡大坝可“保障下游安全”；面对“千年一遇”的洪水，可保“大坝运行正常”；面对“万年一遇”的洪水，可保“大坝不会垮”。

　 但是，以上任何一篇宣传文章里都没有提及三峡抵御“X年一遇”洪水的标准，这是导致公众困惑的原因：是三峡大坝折旧太快，还是从一开始的宣传就有“水分”？关于三峡具体的防洪能力，公众除了听到所谓的“X年一遇”之外，很难从相关部门和三峡集团公司了解到针对长江流域和三峡大坝防洪的具体指标，而官方对“X年一遇”的洪水也没有清晰界定，公众更无从得知“抵御X年一遇洪水”在数据上具体代表什么，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公众无法对三峡的抗洪能力做出清晰判断。

三峡集团的负面新闻加重公众疑虑

　　除了信息不透明和报道不明确，三峡公司的一些负面新闻也让公众感到“心里没底”。2014年，中纪委常委、中央第九巡视组组长侯凯在对三峡集团进行巡视反馈时一口气指出了三峡集团的四大问题，其中包括领导人员亲友插手工程建设、招投标暗箱操作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工程建设项目分包现象普遍、领导人员违规占有多套住房。此外，中央巡视组还指出了三峡集团存在办公用房面积过大、公务消费铺张浪费、拿出2亿多元为职工购房垫款等问题，一时之间引发了社会的热议。

　 其中许多问题是国企的通病，但“三峡工程”这个标签让问题的影响扩大化。并非公众在苛责三峡集团，实则因为公众十分清楚三峡大坝巨额的建设和维护费用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三峡工程与别的工程不同，从上世纪初孙中山先生反复提出，到新中国成立后各届领导人的频繁关注，从首次提出到最终落成经历了百余年，“三峡梦”的实现可谓是“万众瞩目”。截至2008年底三峡大坝完工前，各年累计投资为1815亿人民币，2009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75元，三峡工程相当于约1000万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之和。在经济和心理两个方面，对公众上影响如此巨大的工程，经营单位一旦出现负面新闻，公众自然会经由“腐败”这一现实问题，进而质疑“三峡大坝”的建设质量，加上三峡防洪能力由“万年一遇”变成“百年一遇”甚至“防洪不能靠三峡”的媒体报道，公众的疑惑更加挥之不去。

建设争议大，建成后“红利”不明显

　　可以说，几乎每一个纳税人都是三峡大坝的投资者。但“三峡大坝”的“红利”却不是每个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的，而三峡大坝带来争议却一直不绝于耳。

　 三峡大坝的建成，强大的发电能力的确给民众带来了便利，并且可以在洪水来袭时，在相当程度上保住沿江分洪区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让荆江分洪区的运用几率从二十年一遇低至超百年一遇，这种“红利”非身处其中不能感同身受。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三峡的置疑也越来越多。1992年，第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通过了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虽说反对票只有赞成票的十分之一，但这已经是全国人大历史上反对票最多的一次表决。体量如此巨大的三峡大坝给地质变动、工程移民、文物保护、生态环境等造成的影响，遭到了一些学者和水利工作者的持续质疑。甚至有学者表示，由于三峡蓄水造成地表水压陡然增强，影响局部大气水循环的正常运行，造成了大坝附近频繁的天然气井喷、库区地震和2010年的西南大旱等问题。甚至还有公众猜测，汶川特大地震刚好发生于三峡工程全面竣工之前，与三峡大坝“脱不了干系”。

　 无论专业分析论断，还是非专业的臆测，都不断冲击着公众对三峡的认识：三峡大坝建成后并未经历过大的考验，如果大坝本身就存在地质层面的问题，“万/千/百年一遇”的洪水来袭，水库地表压力更大，如何能够期望它能在“力保下游”的同时也“保得住上游”？不管相关部门如何论证三峡工程上马的科学性，否认地质灾害和极端天气与三峡工程的关系，由于政府公信力的透支，公众的置疑并未因此而减少。

　 公众对三峡工程的过高期望和疑惑，源于官方宣传的前后不一致和整个社会对腐败的敏感，但归根结底是政府公信力的透支催化了公众的“三峡焦虑”。官方宣传方面，唯有透明和准确的信息才能打消公众的疑虑和不安。当然，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是永无止境的，对于三峡的实际情况，可能很难做到绝对准确，但起码应该严谨和客观，而不是为了某种“迫切的现实需要”，而随意修改宣传口径。三峡大坝既然已经矗立在长江之上，就容不得半点闪失——这显然是不容置疑的共识。对待三峡大坝，政府和社会都需要理性，既不能一味地夸大三峡的“好处”，缩小甚至否认其客观存在的“坏处”，也没必要抛开事实根据去凭空揣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