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通过电话我和“非典”病房的病人———在北京进修的山西医生徐女士进行了交流。即将康复出院的她，提起这段生死磨难的艰苦历程，还没说话的她在电话的那头，就先哭了。也许是为医务人员的献身精神而落泪、也许身处异乡的她想起了家人、孩子，也许为自己与医护人员一同战胜病魔喜极而泣。平静了一会儿，她向我讲述了这段永生难忘的经历。

　　“3月中旬我开始发低烧，并有轻微的咳嗽，作为一个内科医生我觉得自己得了感冒，拼命地喝水。可工作之余，还要抓紧时间复习功课，准备专业职称晋升的论文答辩，每天学习到很晚，该睡觉了，可兴奋的神经常常让我难以入睡。我进修的医院又有‘非典’病人，每天我都要经过‘非典’收治病房的楼道，现在想起来，准是那时抵抗力下降、休息不好，使自己染病上身。4月3日我的体温进一步升高、有时寒战。我马上给自己用了退烧药、抗菌素，用药之后半小时，体温下来了，可第二天体温又38度多，拍片显示肺门部有一小阴影。当时我还没把自己归到‘非典’的行列里，我觉得只不过从楼道里通过，不至于就传上吧。但还是警惕点好，我主动搬出进修医生宿舍，到附近的一家旅馆里包了一间通风好的房间，并戴上了口罩，发烧的第4天，回进修医院拍片发现肺部阴影扩大，我想这下完了。半夜我的体温越来越高，我再也抗不住了，没等结账，我匆匆从旅馆跑出来到医院，我说，我是‘非典’，赶紧收我住院。那天我记得是10日，当晚我被转入地坛医院治疗。

　　“住院后我的体温最高时达40度，人被烧的迷迷糊糊、呼吸困难、剧烈咳嗽，房间里有卫生间都无力去方便。我的手机连充电器都没准备，怎么和家人联系啊。每打一个电话我都得特珍惜那点电。我把自己生病的消息告诉了爱人和哥哥、嫂子，我怕他们着急，淡化了自己的病情，还安慰他们。急的我爱人不知如何是好，从不迷信的他，也跑到寺庙里，烧香磕头。我对前来查房的主任说，我的命就托付给你了，你可得救我。我当时那种无助的心态可想而知。

　　“很快我的心安定下来。作为一个医生，我以职业的眼光观察医护人员的一言一行。从医护人员忙碌的身影、不畏风险地频繁进出病房，医生们和蔼的态度、认真仔细的查房、不漏掉一个细节地仔细询问病史、倾听病人的主诉，我觉得医者的心是相通的。我这个身处异乡的外人，一下子觉得自己并不是他乡人。入院第9天，我觉得自己又活过来了，现在每天早上我都做做体操，帮卫生员拖拖病房的地板。最辛苦的是护士，她们每天都在各病房里不停地穿梭忙碌，经常安慰我，鼓励我树立信心。望着她们忙碌的身影，我总为她们担心。我们病人有痊愈出院的时候，她们还得在这里坚持战斗。可她们总是那样的亲切和蔼，我为她们的无私无畏而感动。就要出院了，我最大的愿望是让自己快点好起来，返回家乡，投身到‘非典’的救治工作中，把北京专家的治疗经验带回家。”

　　徐大夫在电话的那边，一再请求我，“给我帮个忙，找主任要一套治疗‘非典’的方案，听说山西那里也有疫情。”陈明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