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许圣如

　　　北京报道

　　4月23日，内蒙古磴口县9名干部、职工在“非典”防控中违反纪律被暂停公职。

　　“我们在非典防治工作中，对部分失职官员作出严肃处理，符合上级有关精神，也顺应民心。”磴口县县长张元胜这样说。

　　正是在4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通知，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在抓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同时，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失职、渎职，造成疫情扩散的要及时查办。

　　最高检在通知中指出，对在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中，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失职、渎职，造成疫情扩散等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要及时立案查办。

　　另外，对抱有各种非法目的，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社会秩序，借机闹事的犯罪行为，以及为牟取非法暴利，利用群众恐慌，垄断货源，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活动，要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及时做好批捕、起诉工作，坚决依法惩处。

　　“最高检发布这个通知可以说是顺应了非典防治工作的需要。”最高检宣传处副处长侯招迅告诉记者。

　　侯认为，这项规定的出台十分及时，在非典防治工作中，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失职、渎职的情况虽然没有新的明确界定，“但具体操作起来，肯定有一些收紧。”但是程序不会变化。“检察机关不会越俎代庖，还是承担批捕，公诉这些职能。”

　　侯招迅同时分析，具体的案件还要由公安机关和纪委部门负责，定性之后才会移交给检察部门，而一些经济案件，工商，物价部门有行政检查的权力，“这次只不过是强化对一些经济犯罪行

　　为的打击。”

　　“目前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现在政府部门能做的就是怎样使自己部门的监督权力在这次非典防治中很好地发挥出来。”侯招迅说。

　　磴口事件

　　磴口县是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的“非典”重点疫区之一。目前全县行政人员已不能正常上班，县里安排机关人员24小时在各政府部门值班。

　　而就在防控“非典”的关键时期，县文体局局长、县中蒙医院院长，未经请假擅离职守，无视“非典”防控纪律，擅自到北京诊断治疗，群众影响恶劣。磴口县“非典”预防控制领导小组决定暂停其职务，待后处理。

　　领导小组对在县医院执行监控任务时擅离职守的县司法局两名副局长给予暂停公职的处理；因怀疑自己有“非典”症状，未向本单位领导请假，也

　　未经“非典”预防控制领导小组同意，私自外出治疗的5名干部职工，被暂停公职、待后处理。县里还通报批评了防疫站的领导班子。

　　“县里这次没有捂盖子，在内蒙古的电视台、电台和报纸等媒体对这一事件都进行了报道，就是要拿这件事来警醒在非典防治第一线的部门负责官员。”张元胜告诉记者。

　　长沙风暴眼

　　另一个风暴眼出现在湖南长沙，截至4月27日，长沙市共有7名干部因为防范非典不力被免职，其中包括长沙市疾病控制中心主任等两位副处级干部。

　　据长沙市卫生局一位官员介绍，到目前为止，长沙尚未发现一例非典病人，但长沙对防治工作高度重视。在4月20日全市非典防治工作专项检查中，发现防治工作依然存在漏洞。长沙市疾病控制中心主任刘和平、党委书记林旗负领导责任，被组织部门免除职务。该中心消杀灭科主任李平非也因落实工作不到位被同时免职。

　　“现在对于非典防治工作，谁也不敢掉以轻心，失职和渎职的口径现在把得很严。”

　　这位官员告诉记者。长沙卫生局两名负责热线电话接听的工作人员已因工作不力被免职。长沙市卫生局已对非典热线电话用语进行了规范。

　　几乎与此同时，长沙市物价局12356价格投诉热线的两名工作人员也被免职，原因是他们咨询电话挂断玩电子游戏。“这在以前可能睁只眼闭只眼就过去了，可是在非典防治这种紧急时期，这种事情只能严办。”长沙市物价局办公室一位官员告诉记者。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都在以严肃的态度对待非典防治工作，在河北省政府召开的防治“非典”工作新闻发布会上，河北省省长季允石重申了疫情报告制度的严肃性，河北省委常委会决定，各区市疫情报告三次不报、三次不按时报或三次不准确汇报的，市长就地免职。

　　“高官问责制”初现

　　“引咎辞职”一词最早出现于1995年的中共中央5号文件《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指出，中央此次对两位高官的免职是有法可依的。1989年出台的中国《传染病防治法》第39条规定：从事传染病的医疗保健、卫生防疫、监督管理的人员和政府有关主管人员玩忽职守，造成传染病传播或者流行的，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北京一位专家认为，一些官员之所以敢于对如此严重的疫情欺上瞒下，一个根深蒂固的东西就是内心的“官本位”惯性在作怪，总以为“家丑不可外扬”，把情况说得太严重就会影响政绩，危及乌纱帽。

　　这位观察人士指出，在通常情况下，瞒报情况往往总能蒙混过关。在近年来发生的多起沉船、矿难、重大事故和重大损失之后，真正能被追究领导责任的仍是特例。如果通过这次非典疫情防治，能使“高官问责”形成常例，则可望开创中国干部责任追究制度新气象。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陆建华指出，过去中国在处理失职官员时往往只追究副手甚至下级官员责任。在防治非典型肺炎过程中，中央迅速作出决定，而且从正职官员入手，体现出决策层在非典防治工作中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