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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敬平 一年多以前，一家媒体刊发了一篇透视警察腐败的报道，题名为《制服之乱》。这个似乎并不确切的题名，将新闻报道中的形象思维移植到闪耀着尊严和神圣之光的服饰上。嗣后，影响力日隆的“制服之乱”，其概念被人们进一步扩大，引申到陷入腐败泥沼的一些法官和检察官身上。今天，我们借用这个新闻世界里的词汇，回顾解析《法制与新闻》在2002年所曝光的公检法司的腐败分子。 曝光台上的公安局长 2002年11月11日，本年度最后一期《法制与新闻》（注：以下简称《法》刊）编辑出版前夕，编辑们一整天都在为一篇举棋不定的稿件唉声叹气。河北一名公安局副局长，为了争夺局长的“座椅”，不仅令人发指地在市府门前策划爆炸案，还丧心病狂地在另一副局长的汽车里安置定时炸弹。 在2002年《法》刊的腐败档案上，这是最后一个公安局长，但不是惟一一个公安局长，更不是惟一一个公安干警。 《栽在小偷手里的公安局长》，春暖花开时节，我们在第2期的目录里看到这样一行标题。主人公是陕西省宝鸡市公安局长范太民。49岁的范太民，出生于有廉政为官传统的韩城市。平素有“挎包局长”美誉的范太民，却被一个勤杂工身份的小偷发现是一个贪官。连小偷都没有想到，多年来肩挎绿挎包，活脱脱解放区干部形象的范太民，“拒绝贿赂退还礼品上缴礼金，视金钱为粪土，曾往廉政账号缴纳灰色收入”的范太民，竟然是个不折不扣的贪官，一个玩弄权钱交易的老手。他的办公室，就是小偷的“聚宝盆”，自1998年至案发，小偷从他的办公室盗得人民币11万多元，先后30余次，竟然没有引起办案神勇的公安局长的知觉。 事发后，胸中颇有几点文墨的范太民作打油诗一首：一生小心又谨慎，最终栽在贼手上。经济损失且不算，政治生命寿已终。 坊间有戏言，当代“新官场现形记”中，有“新拍案惊奇”，内中又有“新三拍”，即“三怕”：怕小偷、怕小蜜、怕司机。范太民就为戏言提供了真实情节。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同一期，《法》刊还曝光了广西柳州公安局昔日的正副局长于丁、梅柳城和黄国生。 2001年10月31日，原柳州公安局副局长梅柳城夫妇，歪坐在被告席上，检察机关对其指控的罪名有一长串：涉嫌受贿、挪用公款、贪污和私藏枪支、子弹。 往日呼风唤雨的梅柳城夫妇，除了对部分罪名指控和部分数额的认定有异议外，自称“证据确凿、定罪准确”。 据悉，检察机关从梅家搜索出的财物价值超过8位数，清单上一片珠光宝气：金锭13块，金牛、金鼠各一只；金项链、宝石、翡翠上百件；劳力士、梅花等名贵手表15块；进口小轿车3部…… 与梅柳城不同，原柳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黄国生更出格，以打击赌博为己任的黄，胆大包天，在辖区内公开设赌。据称，“柳州赌局”之所以红遍大半个中国，是因为在“赌界”“口碑甚好”的黄，观念“开放”，敢于受贿。 赌和嫖是一对“联体兄妹”。2002年第5期的《法》刊报道的温州公安局原局长王天义，以“流氓局长”绰号，成了2002年4月23日温州中院的主角。 春去秋来，《法》刊在2002年第10期，将又一个公安局长级别的人物，广西合山市公安局副局长黄瑞飞送上曝光台。 黄瑞飞，48岁，出身于农家，锻炼于行伍，擢升于警营。黄应该很忙，因为他分管的工作范围很广：治安、巡警、内保、消防，还有一个派出所。 但黄忙得更多的，并不是份内工作。前几年，黄先后承包过几个煤矿。黄自己说，挣得不多，才五六十万元。所以，黄“转行”了，专门为暴敛钱财的地方财神看家护院。一个桑姓恶棍，收取13万元的保护费，和另一个“哥们”各自留下3.5万元，将剩余的6万元“大头”，孝敬给了黄瑞飞，让黄带着“情人”去各地吃喝玩乐。 在2002年《法》刊公安腐败排行榜上，留下大名的，不仅是上述各公安局长副局长，还有一系列局长麾下的警官们，他们是：私放人犯的渠县公安局一级警司王璐；枪杀董事长的岳阳巡警副支队长王武世；背上恶警骂名的大石桥市公安局治安科长戴岩…… 法官公信力屡受质疑 过去两年，中国法官为提升残留在新闻世界中的“公信力低下”的形象，付出了艰辛而卓有成效的努力。但2002年的《法》刊中，还是留下了一些关乎法官形象、法院公正与否的黑色影像。 当然，这并不能抹杀法院法官形象获得极大改观的事实，它也许只是太阳中的一个黑点而已。 2002年第1期，我们在《法》刊内页一个不太显要的位置，看到一个普通农妇的照片，压在她“身”的是一个极具震撼力的标题：《控告法官，我的死与你有关》。 农妇邓序凤，湖南省芷江县人氏。她承包的柑橘园拖欠2700多元税款，法官给她的丈夫戴上了手铐。当法官要求她的丈夫缴清税款以及5倍罚款的时候，她的丈夫以一个普通农民的方式喝农药自杀了。那天，是她丈夫的生日，也是丈夫的忌日。 她以朴素的人情观道德观和模糊的法律意识，在事情过去一年之后，孤苦伶仃地四处上告，她坚持认为丈夫的死，与耍特权的芷江法院行政庭庭长邓水利有关。2001年11月2日，在检察机关支持下，她终于将涉嫌渎职罪的邓水利推上了被告席。 接下来的一期，我们看到《法》刊以“头条”的新闻处理方式，对一起10万元买断申诉权的行政官司，表现出质疑。 我们要感谢《法》刊记者张翠玲小姐，在2002年新年里，辗转于北京、安徽、上海三地，最终向我们描述了一起收容遣送引发的诉讼案的私了始末。 三年前，20多岁的安徽农民郑胜义，在上海打工期间，作为“三无人员”被上海普陀区遣送站遣返回安徽，途中莫名其妙地丢失了。年迈的文盲父母踏破“铁鞋”，寻找爱子未果后，开始状告上海市遣送站，两审败诉不久，他们决定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 如果仅仅是个寻而未得的凄惨的亲情故事，或者是一起或许有失公允的行政案件，还不足以打动我们已被众多凄惨故事打磨得异常坚硬的心。让读者之心咯噔一下的，是2001年11月2日下午的那个细节：在上海市虹桥路1200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信访接待室，郑胜义的父亲郑道宏在法院主持“协调”的一份谅解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从上海市遣送站代表手上接过10万元的补偿金，自动放弃了通过法律讨要说法的权利。 这样的细节离不开两个月前的“背景”：上海市高院审判人员在安徽省高院有关人士的陪同下，来到郑胜义的家乡，告诉他的父亲，经过多方合力查询，仍无任何结果，现期限已超两年，依法可宣告“失踪”。如果愿意接受上海市高院出面调解，上海市遣送站可以一次性给予赔偿和补偿。接受调解的前提是，必须撤回申诉状，并且“在没有出现新的事实证明郑胜义下落的情况下，不再坚持要上海遣送站承担郑胜义失踪的责任，不再为上海市遣送站过失一事向政府部门和司法部门要求权利”。 《法》刊承认上海法院有关人士的良好动机，他们不辞辛苦地做了很多工作，并为当事人争取到一笔10万元的较大补偿，为穷困潦倒的农家解了燃眉之急，可谓煞费苦心，仁至义尽。 但，不少读者并不领情。 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行政诉讼不使用调解原则，但上海的法官却扮演了“调解人”的角色。如果读者诸君要问，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介绍《法》刊这篇已经刊发的报道，回答很简单：这起简单的私了案件的内涵太过丰富，耐人寻味。 嗣后，我们陆续透过《法》刊的眼睛，看到了四五起引发人们质疑法官公信力的案件：辽宁七法官暴打当事人并最终被关进高墙；河南秦彦红被“错判死刑”却听不到有关错案追究的消息；上海一批老同志赢了一起诈骗官司，判决九年后还没有被执行…… 这样的省略号，在读者的心里，咯噔咯噔的，难受。我们希望2003年的《法》刊不再重提这个方面的问题，起码不需要我们用省略号来暗示我们还有案例没有引述。 打黑与反腐 2002年，《法》刊对公安腐败的案件报道不少，对法院不公的案件报道也不少，但对检察院的负面报道却很少，只涉及到一条。就全国而言，检察院系统的负面报道远远少于公安系统和法院系统，也少于其自身的正面报道。 一叶知秋。从检察院的负面报道少，似乎可以看出整个检察院系统的干净和廉洁。当然，我们决不能用简单的思维推导说，公安和法院系统整体上是不干净或者不廉洁的。 尽管检察院的负面报道只涉及到一条，却是比较震惊的一条。这就是《黑龙江两检察官遇害案牵出的惊天大案》。 2000年底，黑龙江省检察院两检察官失踪，惊动了黑龙江省公安厅，并受到中央政法委领导的重视，公安部将其列为全国挂牌案件。 专案组末了将目标锁定黑龙江省检察院检察官蒋英库。 蒋英库，48岁，原籍双鸭山市集贤县人。1992年，个人筹建建筑陶瓷公司，挂靠肇东市二轻局，后调入肇东市检察院，又被借调到省检察院。 他的个人资料就是这么简单，今天我们只能通过《法》刊上他的头像，大体判断出他是一个胖乎乎的中年男人，但这个披着检察官制服的“狼”，委实凶残。称之为黑龙江省头号黑社会案的首犯，一点都不为过。从1993年到2000年，蒋英库团伙先后将21人杀害，将被害人的尸体肢解、焚烧，惨不忍闻。 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是怎样当上堂堂检察官的？就任检察官期间，屡次作案，又是如何一次次逃脱怀疑的？ 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我们能知道的，只是他很“富有”。在进入检察院之前半年，他从银行骗得贷款350万元，且筹建开发了建筑陶瓷大厦。被他杀的多数人，都与他的生意有些关系。 《法》刊的其他案例使我们不得不有所惊心。 《法》刊第10期的报道《沦为黑帮“团长”的公安局长》，即我们前文提及的广西自治区合山市公安局副局长黄瑞飞。 2002年夏天，桂林市人民检察院分5个案件，分别将凌贵科等36人，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他们犯有十数项罪名：抢劫、赌博、寻衅滋事、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故意伤害、敲诈勒索、非法拘禁、行贿、受贿—— 他们当时的统一简称是：黑社会成员。来自偏僻山村的他们，都是没有技能的半文盲，有什么能量将有“煤都”之称的合山，闹得人人自危？又凭借什么长时间逍遥法外？ 所有的答案都在黄瑞飞。管中窥豹，从检察机关对他的指控中可以看出一斑：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循私枉法罪、玩忽职守罪。 《法》刊在报道这个典型人物时，在文章开头写了一段简短引言：黄瑞飞这样意志薄弱、利欲熏心的领导干部在黑恶势力的发展壮大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使得“打黑除恶”与反腐肃贪共同缔结出一个发人深省的话题。 简短有力的引言，可以放置其他报道的前面。 我们前文提到的柳州市原公安局长于丁，就是一把黑社会的保护伞，一个红黑勾结的反面人物。据《法》刊报道，从1990年开始，于丁就长期包用“柳州赌王”提供的高级客房鬼混。作为交易，于丁从赌王手中拿到的“纵容庇护费”220多万元。更有甚者，于丁家中私藏的武器，可以武装一个黑社会“顶级杀手”：运动手枪1支、步枪1支、子弹450发。 当然，以上所述事件均为“个案”，但从中，我们已可感受到，“狮身之虱”的危害亦何其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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