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陈杰人

　　就在人们为北京市日益拥堵的交通状况赶到担忧甚至愤懑的时候，北京市新闻办向搜狐网新闻中心主动伸出橄榄枝，就解决堵车问题联合向网民征求意见和对策。从11月15日到16日下午三点，网民通过互联网留言本表达的意见超过1万条。与此同时，新浪网也开通了有关交通问题的意见通道，众多网友纷纷借此发表意见。

　　北京市政府主动和互联网门户网站合作，就公共事务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这样的做法似乎很少见。有人将此评价为“政府决策透明化和民主化”，而我则更愿意换个角度看问题，将此视为互联网作用的新契机。

　　十多年来，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有关统计数据标明，截至2003年10月底，全中国互联网用户已经达到6800万，在北京市，超过500万人使用或者经常使用互联网，接近总人口的50％。

　　互联网以其迅捷、海量和互动的信息传播方式和其他天然优势，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将互联网作为工作和生活的依赖。

　　记得多年前，当互联网刚刚开始出现在中国人面前时，不少人将它当作怪物。对网上传播的信息，人们总另眼看待，总认为那是谣言传播的一种方式。但事情发展到21世纪初，互联网已经成为现代人获取信息的首选。

　　即便如此，有关部门在对待互联网信息传播作用的态度上一直暧昧难辨。前些年有关限制互联网信息传播的荒谬提议、是否实行网络实名制的争论以及一些地方政府用防川之策防网络的举措，就充分证明了这点。

　　但科学和历史的车轮总是毫不犹豫地往前滚动。2002年以来的一些事实，让人们看到了互联网应用的新动向。

　　“孙志刚案件”发生后，成千上万的人通过互联网表示对孙志刚的同情和对收容遣送制度的谴责。正是由于无数网民坚持声援，有关机关决定废除侵犯人权的收容遣送制度。对此，有人评价为“民众通过互联网进行抗议的最终胜利”。 沈阳黑社会老大刘涌被终审改判死缓后，广大网民再次通过互联网表达自己的质疑和批评。光在搜狐网新闻中心的留言板上，网友意见就多达7万条，创造了搜狐新闻留言的记录。来自最高法院内部的消息说，在那个时候，该院有关庭室负责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紧盯网络留言板，观察民众意见的趋势。

　　不光是这两起事件，包括“夫妻在家看黄碟”案、多起重要灾害和突发事件在内的很多影响广泛的案件，莫不是通过互联网广泛传播后才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响。

　　对此，有关机关曾经坦言：在网络环境下，民众表达意见更直接，更充分，更迅捷，作为公共管理机关，想逃避这些意见都难。

　　如果说，民众对上述案件的网络意见还是民间对互联网的单方利用，那么，北京市新闻办这次主动和门户网站联手就交通问题征集意见的举措，则体现了政府机构正视网络环境，积极利用互联网，以寻求民主决策的态度。

　　从网民的单方利用，到政府机构的互动反应，这种变化，就是互联网作用在中国的新契机。

　　众所周知，在平时，人们尽管对公共管理者和决策者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意见建议，但苦于投诉困难，这些意见大多只能蕴藏在自己心里而无法达到决策者脑子中。虽然现代行政理念要求公共决策必须遵循透明和民主的原则，但实际上，多数公共决策仍然出自为数极少的决策者手中而没有征求民众的意见。

　　就公共交通秩序而言，虽然决策者有科学的调查结论和管理数据作为决策的依据，但毫无疑问，这种决策不仅和广大民众的利益息息相关，并且民众对此体会最深，也最有发言权。但放在平时，民众的意见可能仍然难以全面到达决策者。

　　毋庸讳言，过去决策者和民众之间的隔阂，并非完全是决策者抵制民众意见所致，在很大程度上，民众和决策者之间的沟通困难，比如地理距离、统计和答复困难、办公场所局限以及安全因素等各种原因，都是导致公民很难走入决策机构的重要原因。互联网 的优势，让民众和决策者之间的沟通成了现实的可能。 事实上，我在此前从各种途径获悉，现在不少决策者和领导人就常常通过互联网了解民众呼声，分析民情动态。北京市新闻办以政府机构的名义出面组织征集意见，将此前少数决策者自觉利用互联网获取民意的个人行为，变为程序式、规范化的政府行为，这种转变，是对互联网作用的充分肯定。

　　在为互联网受到决策者重视而高兴的同时，我也注意到，在网上留言板里，一些与主题无关的，纯粹无聊的，甚至是不道德和违法的话语也充斥其中。从善意的角度理解，这或许是少数人的情绪表达，但这样的话不仅于事无补，反而败坏了互联网的名声。

　　如果政府机构能够学习北京市新闻办的做法，用肯定而不是怀疑、承认而不是排斥、积极利用而不是消极回避的态度，通过互联网为民主决策做高效低耗的民意征询；如果网民能够摈弃情绪冲动，转而以务实、理性的态度表达自己的意见，我有理由相信，互联网在连接决策者和民众方面会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