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上午，李真被执行了死刑，可是我们并没有感到一阵轻松，多杀了一个人究竟是反腐败的成果，还是腐败形势依然严峻的见证，我真的不敢多言。

　　如果说，每杀一个贪官，社会就多了一份廉洁的话，那么历年来我们国家屡屡对贪官开杀戒，较之那些北欧没有死刑的国家应该说，我们国家最廉洁了。可是事实并不如此：十月上旬，透明国际给各国廉洁度排了一个表，芬兰、新西兰等排名靠前的国家，对于财产犯罪都没有死刑，不杀而能达成廉洁的目的，正如不战而屈人之兵，他们不杀而建设了一个廉洁社会。我国用最严厉的刑罚，却无法达到最佳的廉洁度，与我国廉洁度排名六十六不成比例的是我国反腐败用刑之重。这些对比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我是个痛恨腐败的人，但是我又不是迷信死刑的人。对于腐败问题我有点“另类”的想法：既然杀不能根治腐败，那么我们能不能另觅反腐佳径，在少杀人的基础上达到建设廉洁社会的目的？

　　九月底，我国加入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但是此公约签订过程中的联合国的一个调查报告《有关严重犯罪的分析性研究——秘书处的报告》，却告诉我们在整个国际上我国用刑太猛了，该文件提及：“对于有些罪行，各国的做法大相径庭，有些国家规定的刑罚远甚于其他国家。对贿赂罪的刑罚就是一例。如上所述，大多数提供答复的国家规定的刑期一般都在6个月到10年不等。但在南非，对贿赂罪的初犯者，至少判15年徒刑，对再犯者判20年徒刑，对三次或多次犯有此种罪行者判25年徒刑。在中国，对此种罪行判的徒刑可以是终身监禁，甚至可以对此种罪行判死刑。”

　　当然有人会提出，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不能盲目与国际接轨，当前中国反腐败杀还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的国情是贪官多，但是我想产生贪官的原因并不是中国杀得不够多，而是因为中国的权力运作缺乏制约。如果说什么是反腐败的中国国情的话，我想最大的国情就是权力缺乏制约。而权力制约最佳的手段却是强化民主监督，而不是动刀用枪。如果真想针对中国国情反腐败，我想最佳的途径是改革权力运作体制，给腐败来个釜底抽薪。

　　此时还有人会提出，权力制约正是我们改革方向的方向，但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法律总要为保护社会有所作为，杀还是不可避免的。其实我感到法律要是真要在反腐败上有所作为，用不着杀人，只要将刑法387“为他人谋取利益”这样受贿罪的前置条件，取消掉就行了，我国刑法简直是笑话，受贿本身是有权者为自己谋取利益，却要搞个不伦不类的“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条件。这下好，大小官员逢年过节在家收礼，查到了，手一摊：我是谋取了自己的利益，但是我没有谋取他人的利益。案件就黄了，有多少贪官因此家财万贯而逍遥于法外。

　　不杀李真之流，将他们留下来，如果我们社会真的感到痛，那就应该更好的反思我国的反腐败策略：首先从预防上下功夫，不要让大小贪官有可乘之机，从权力制约上下手，从源头上反腐败；其次及时打击，完善立法，反腐败不因事小而不为，其实对于一个贪官及时的一个撤职处分，也将远胜于不及时的事后杀头。

　　李真腐败是李真之过，更是权力运作不完善之过，仅仅枪毙李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反对在财产犯罪上适用死刑，一是因为生命永远高于财产的价值，更主要的是因为大部份财产犯罪可防可控，我们社会不积极防范，而指望于杀头是个本末倒置的不明智之举。

　　权力不受制约、小洞不补，事件闹大了再杀头是没有用的。留下李真之流的生命，然后向全国人大提交一个立法议案，建议修改刑法第387条，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这样受贿条件，同时完善权力制约机制，才是反腐败的正举。

　　我们的机制能够在李真之流将事情闹大后杀其头，但是却无法在其初违法时大声棒喝，这就是我们反腐败体制的现实!

　　（作者 邹云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