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余恨

　　最近，北京零点调查公司公布了《2003年中国20县市首长表现民意调查报告》，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响。这样的调查，虽然标榜“独立、客观”，但在目前的环境下，其局限性显而易见。但即便如此，其意义也不可小视：毕竟这也是一种监督形式，且超越了官方媒介的监督模式。

　　南京师范大学行政管理研究所所长金太军教授认为，此项调查行为本身是“值得预期的一种方向”。他说：“对市长的民意调查，在中国现阶段绝对是新鲜事物，它的出现说明了民众对市长代表的公共权力的关注增强，也会使民众与公共权力的关系更加密切。”民间机构能够展开对中国行政官员进行民意调查并得以发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但调查样本的设计的局限性也从反面展现了一个问题：我们对行政官员的信息知之甚少，这既有他们脱离群众的一面，更有制度设计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对行政官员的能见度不高，媒体对他们的报道不仅慎之又慎，而且难且益难。在不高的能见度面前，舆论监督作用的有限性就是明摆着的了，不仅政治风险大，法律风险也大。

　　任何一个贪官，哪怕他民怨沸腾，但只要在台上，媒体就不敢对他说三道四。以安徽阜阳的王怀忠为例，他的武断、搜刮地皮的恶行，在当地早已“有口皆碑”。在阜阳官场上，不搞形势主义当不好官，不送礼就当不了官，对这种政治生态媒体不是不了解，但敢于曝光吗？表现在媒体上的，只能是王怀忠的高大形象。虽然民间早有“只要反腐不放松，迟早抓住王怀忠”的民谣，并且王怀忠被称为“王三亿”，可结果他还是从阜阳市委书记任上升为安徽省副省长，这就是官场及官员能见度不高导致难以监督的典型个案。

　　7月9日，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版刊登文章《对不起，我写了一篇本质真实的报道》，说的1996年《常德日报》刊登过一篇题为《夜宿农家》的新闻特写，写的是1996年3月10日，常德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彭晋镛，不给县、乡领导打招呼，轻车简从，直接深入到石门县二都乡丰台村调查研究，而且不住宾馆，夜宿农家。”但“自从彭晋镛涉嫌贪污、受贿犯罪，被检察院逮捕后，我写的这篇《夜宿农家》就成了笑料。于是，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这篇新闻，终于茅塞顿开：原来我被彭晋镛耍了一回。彭晋镛轻车简从、夜宿农家虽然是实事、是新闻，但这是一条本质上不真实的新闻。”

　　我对这样的反思不以为然。因为我们在制度设计方面（最起码是在现实操作层面上）并没有赋予媒体有独立的调查行政官员的能力和权限，因此，媒体只有报道被设计好的官员形象与行为，因此类似彭晋镛这样的贪官作秀的新闻，还会不断地出现。媒体对行政官员的能见度不高，自然无从监督。而这能见度不高并不是媒体没有提高能见度的能力，而是没有必要的权限，没有制度保障，这就是问题之根本所在。

　　前不久闹得沸沸扬扬的长沙县委书记李振萼意外身亡一事，更具典型。一个县委书记在高尔夫球场意外身亡，媒体在报道时有几种死法。最后虽然官方定性为因公殉职，但民间质疑声不断，连官方媒体所办的新华网、人民网都做了专题进行讨论，可见这一定性并不能让人完全接受。问题倒不在如何定性，从这一新闻事件中我们既可看见官员的信任危机日趋严重，另一方面行政官员的能见度太低。

　　有数据表明，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关于对行政官员的舆论监督比例逐步下跌。号称“焦青天”的焦点访谈都如此，其它就不用说了，这说明舆论监督何其艰难。虽然我国在信息公开化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步，深圳、广州等地都在尝试信息公开化立法，并且全国正在大面积地推进新闻发言人制度，这些都有助于满足人们的知情权、有助于推进信息公开化，但如果我们的“行政官员”的透明度不高，媒体包括社会对他们的能见度不高，媒体报道行政官员的自主性和相关权限不能提高的话，就不能对其中的一些腐败官员进行必要的监督和威慑，这是一个显而意见的逻辑。